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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媒体报道，昨日，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在台湾逝世，台媒披露了她的一段生平。
据悉，蒋经国的夫人，原名芬娜，是俄国人，她和蒋经国是在俄国认识的，那时的蒋经国正在莫斯科留学。二人在婚后先后生下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三男一女，全家人和睦幸福地生活在台湾。蒋介石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梁的俄罗斯媳妇，起先有些不习惯，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写信告诉他父亲这桩婚事，蒋孝文出生的时候，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蒋方良还不算陌生，直到发现她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蒋介石相当高兴，于是替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这也等于是对这位媳妇的肯定。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三个儿子也相继去世。接连不断受到打击，蒋方良过着孤寂的晚年。
蒋经国夫人，原名芬娜，是俄国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有关她的报道很少。有些关于蒋方良的传闻，有的无法证实，所以，她带有神秘色彩。蒋经国在世时，蒋方良公开露面的时机，不外乎两个场合：一个是蒋经国出国访问时，她会到机场迎送，或有外宾来访时，她迎送宾客和出席宴会；另外一个时机是每逢大小选举，她和蒋经国总是一道去投票。蒋方良与蒋经国是在俄国认识的。蒋经国于1925年底，也就是他刚满16岁的时候，由蒋介石批准到莫斯科去留学。没想到蒋经国这一去几乎回不了中国，且差不多要了命。但蒋经国在苏联幸运地遇到了蒋方良女士，结为异国鸳鸯，而蒋方良也由此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1931年，苏联发生大饥荒。消费品、食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不论城市农村，一概奇缺，蒋经国被送到农村体验生活。这对蒋经国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以后，蒋经国又到工厂去工作。在工厂里，蒋经国节节高升，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的主编。事业得意，并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慧眼独具，看上了蒋经国。芬娜是个孤儿，金发蓝眼，有一种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蒋经国卧病，她悉心奉侍汤药，情意绵绵。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
据日本人所写的《人间蒋经国》一书记载，蒋经国是在1934年担任重型机械工厂作业所主任时，认识蒋方良的，当时蒋方良刚自技术学校毕业。有关蒋经国认识蒋方良的经过，台湾曾流传了一段神话般的故事。故事说，在蒋经国派到那家工厂做工的时候，有一晚加班到11点多，很晚才回家，回宿舍途中，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一位女子，她就是蒋方良。大汉意图不轨，这时蒋经国来了，大汉起初并不以为然，因蒋经国个子不高，以为没什么本事，没想到蒋经国体格壮硕，胳膊很粗，两三拳就把大汉打倒了。蒋经国以英雄救美的方式，得到这位俄国女子的青睐。
芬娜女士嫁给蒋经国后，同年12月，生下长子爱伦，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章。蒋经国事业、家庭，样样得意。这年除夕，他心情特别舒畅，约了朋友，聚餐过年，共同庆祝。蒋经国于1937年4月，从俄国带着妻子蒋方良回国，手上还抱着他们的爱情结晶，总计前后在苏联住了将近13年。出国的时候是一位少不更事的少年，回国的时候却已偕妻抱子，能不感慨万千?他和蒋介石久违已12载，临别前，蒋介石曾有不少叮咛，想到他写的公开信对蒋介石批评指责，倍感不安，一旦见面，如何解释?而且他和蒋方良的婚姻，这位洋媳妇，他的父母能看得惯吗?蒋经国感慨万千，于1937年3月25日踏上归途。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对着这位红眉毛、蓝眼睛、高鼻梁的媳妇感到很奇怪。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儿却使她爱不释手。这位洋媳妇穿起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起宁波话来了。蒋介石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目的。溪口非常安静，可以让蒋经国从容不迫地修身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能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介石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高鼻梁的俄罗斯媳妇，起先有些不习惯，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写信告诉他父亲这桩婚事，蒋孝文出生的时候，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所以，他对蒋方良还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这个事实时，心中还是有点不能适应，直到相处两三个月后，他才发现这个俄罗斯媳妇，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又照顾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蒋介石相当高兴，于是替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这也等于是对这位媳妇的肯定。毛氏觉得称小辈娘啊娘的，是个罪过，于是给改为“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蒋介石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供小两口居住。
1939年，蒋经国被派到江西南部当赣南专员，从事他第一次的公职生涯。蒋方良母子则留在老家，开始过一位平凡中国主妇的生活。她起先不会说中国话，蒋经国临走时，给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学习标准的国语，不教她有浓重口音的浙江官话，她在1年后就可以很顺畅地用国语和人交谈。平时蒋经国在家的时候，他们就用俄语交谈，但她的几个子女中，除了独生女蒋孝章会说一点俄语外，其余3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
蒋方良初到中国，比较不习惯的是饮食，不论在上海或浙江，吃的都是腊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咸，吩咐厨子煮淡一点。她在俄国的时候，吃奶酪，夹一片黑麦制成的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解决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蒋方良到中国后，真正与蒋经国相处的机会并不多，直到抗战胜利后，一家团圆的时间才比较多。1945年，生次男蒋孝武，隔了三年，生三男蒋孝勇。在4个儿女中，蒋孝章最体贴懂事，平常在家里也很乖巧听话，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最受祖父母的钟爱。
1945年，她们举家来到上海郊外，这时蒋经国在大江南北跑来跑去，很少在家。
1949年到台湾初期，蒋方良最先住在中山北路四条，差不多在长安东路附近的巷子里，那里房子不大，附近住家环境又复杂，加上政治局势混乱，那几年住得很不舒服。她很不习惯台湾的炎热气候，尤其是到了7月的炎夏，更是热得要命。在西伯利亚，一年约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温度在5℃以下。冬天气温平均都在零下4、5℃。初到中国的时候，江苏、浙江都属温带，她已觉得有些不习惯，但总比较暖和一点，夏天也不至于太热，到了亚热带的台湾，四季不分，夏天热到30℃，这是她难以想像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台湾轻工业还在初级阶段，只有老式电风扇，吹起来吱吱作响，不用说有冷气机了。那几年她确实相当不习惯台湾的气候。
在台湾30多年，是蒋方良到中国后生活最安定的时期，几个子女逐渐成长，蒋经国的事业也一帆风顺，她几乎一直就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管相夫教子，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她是概不介入的，这不单是环境的特殊，也由于她的个性使然，她学的是工程，属理工科，对社会人文科学方面兴趣不大，自从与蒋经国结合后，心力都投注到子女身上。她的几个儿女都没让她失望，只有蒋孝文后来长期染病，比较让她伤心。据传闻，蒋方良平时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偶尔会找一些朋友在外打小牌。因为她的形象特殊，加上个性使然，不常在公众场合露面。在称谓方面，蒋方良不习惯被称为蒋夫人，即便是后来宋美龄离台赴美，蒋经国当选为“总统”，她贵为“第一夫人”时，她还是坚持不要称呼她为蒋夫人。
蒋方良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大草原到中国，她的心境如何呢?其对家乡的感情又如何呢?这是许多人感兴趣的。在抗战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她生下独生女孝章不久，她曾独自返回故乡一次。随后到抗战结束不久，她又回去了一趟，这次是带着蒋孝文、蒋孝章同行，蒋经国还派了两位贴身侍卫同行。到台湾后，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没有回去过。据传说，1968年6月，蒋方良按捺不住思乡心切，再次返回苏联探望家乡的亲人。蒋方良在家乡停留一个星期后，终于挥别黄昏的故乡———俄罗斯大草原，搭机按原来的路线返回台北。
1988年蒋经国病逝，这对有着五十多年夫妻情分的蒋方良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了寄托不尽的哀思，她经常到蒋经国的房间里摸摸丈夫曾经用过的东西，并经常要求随从带她去大溪———蒋经国的常眠之地去看望丈夫的遗容。一年后，当她还未从失去丈夫的悲哀中恢复过来，就又接连不断地遭到丧子的剧痛。长子蒋孝文病逝的噩耗传来时，对蒋方良而言，不啻是晴天霹雳。1991年5月，次子蒋孝武为了照顾母亲方便，请辞所谓“驻日代表”，返回台北任公司董事长，这令蒋方良特别高兴。谁料想，距此不到两个月，蒋孝武却因急性心脏衰竭突然病逝于台北。次子的死对于蒋方良来说来得太突然、太意外，她赶到医院抚尸痛哭。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上苍对她的爱子为何这样残酷。次子走时年仅46岁!然而，悲剧并未结束，1996年，她又送走了最后一个儿子蒋孝勇，他也只有48岁。儿子们的英年早逝是蒋方良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悲哀。她恐怕是台北最孤独的女人了———没有朋友，晚辈大多定居异域，惟有她守着与蒋经国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不肯离开，在对离去的亲人的思念中过着孤寂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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