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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侦查二处副处长、马向东主审人王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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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讨论案情 |
他是马向东案件的主审人，在审查马向东期间，他与其朝夕相处了7个月，陪同马向东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元旦、春节和五一。
他曾用一周时间就拿下了南京市一在职局级干部，曾在4个月内突破了9起发生在高校基建部门的职务犯罪案件，赢得了“贪官克星”的美誉。
主人公小传
王琳，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二处副处长。1990年通过招干考试跨进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大门，曾在经济检察处、反贪局侦查一处、二处工作。先后协办和主办了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等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大要案30余起，这些案件的查办，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数千万元。
2000年被南京市委、市政府评为惩治腐败大要案先进个人，2001年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记二等功，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事厅评为先进工作者。2003年被评为南京市劳动模范。
一个人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一个反贪战线上的侦查员人生的价值又到底在哪里？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生活中，让我感到兴奋的是突审获得成功，最快乐的莫过于案件被顺利侦结。反贪第一线十几年的工作，凝聚了我的青春和汗水。这里有喜悦，更有艰辛，有压力，更有挑战。有人说过，即使是一块好铁，也要经过千锤百炼方能成钢。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工作，但做得还很不够，只要组织上需要，我愿把我的一生交给反贪事业！
——王琳自述
很久以前就想写一篇关于王琳的稿件，这既有领导曾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待给我们的因素，更有我们对王琳敬佩的原因：他仅用一周时间硬把一个在位的局长拉下了马，创下了南京检察机关反贪史上的记录；他让马向东心服口服地供述了自己所有的罪行，为彻底查清轰动一时的沈阳“慕马大案”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年上半年，他又指挥查办了9起发生在高校基建部门的案件，其中犯罪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就有4件。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辛勤劳动的结果。”每当谈功论赏时，王琳总是这样谦逊地说。我们知道，这也是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揪住”他接受采访的根本原因。当然，采访地点是他们所在的办案点，因为他实在没空，这也是他要求的条件之一。 王琳他们的办案点位于距南京市48公里处的溧水县天生桥。据传朱元璋为打通江浙漕运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叫胭脂河。在开凿胭脂河时有巨石拦河，中凿石孔十余丈，以通舟楫，桥因势而成，故名“天生”桥。石桥横跨两岸，长34米，宽厚各9米，距水面36米，如长虹卧波，气象雄浑，奇绝天下，被称为金陵新四十八景之一。今年，南京市检察院在这里建立了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王琳他们自然成为这里的常客。“景色很美，但属于游人，我们是来这里工作的。”从王琳一脸疲倦的样子，我们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在来之前，反贪局王少华局长告诉我们，王琳已一个多月没回过家了。
马向东最担心儿子的身体
我们的话题从王琳的得意之作——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谈起。
1999年6月21日凌晨，沈阳故宫门前的国家重点文物——“下马碑”被一辆违章行驶的“奔驰”撞成三截，12天后，当时任沈阳常务副市长的马向东因腐败丑闻被立案查处，翻身落马。
“下马碑”碎了，马向东倒了！由于当时有关方面对案件一直秘而不宣，各路媒体绞尽脑汁也没得到马向东落马的确切消息。据说当时有人上网键入“马向东”一词后，搜索到的却是“一路人马向东绝尘而去”，令人啼笑皆非。
而如今，我们再在网上键入“马向东”，可以搜索到几千项查询结果，充斥着马向东腐败人生的记录。
“我是在2000年11月17日到省检察院报到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案件代号为‘11·15’，因为江苏省委领导到中央接受任务的时间是11月15日。18日，马向东从沈阳押解到南京。21日上午9时30分，我们第一次与马向东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虽然时隔四年，王琳对当时的情景却仍然记忆犹新。
“回顾从政十几年来，我是清官，不是贪官，我在沈阳分管城建，光大二环路，我就从香港融资27个亿。扪心自问，我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土地。”审讯一开始，马向东就为自己大唱赞歌。
“谈谈你自己的问题。”王琳不紧不慢地说，他知道所有贪官的口气都如出一辙。 “我与经济问题无缘，在沈阳被审查了16个月，有问题早就会被查出来。我是回民，如果我拿过别人的一分钱，我就是吃猪肉、喝猪血，这是我们回民最毒的誓。你们不让我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的损失，不是我个人的损失。”马向东表现得十分激动。
“我们发现你有新的经济问题，否则你的案件已经到审查起诉阶段，上级机关就不会轻易将你从沈阳移交到江苏来。”王琳与其针锋相对。
要么拒绝回答，要么矢口否认，要么大肆炫耀，审讯了3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
“当时，我们分析马向东对抗心理非常强的原因是，经过16个月的审查，他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而且他知道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出事了，也知道刘涌举报了他。”王琳介绍说，“更主要的是，马向东想通过这种对抗来估量我们的实力。”经过研究决定，办案组决定调整审讯方向，由主攻受贿问题转向马向东在沈阳与他人串供的问题上。因为串供这个问题已查实，假如马向东对此也不承认的话，审讯人员就可以以此来证明他说假话，达到打压其对抗心理的作用。
果不其然，从开始时一概否认到办案人员拿出证据后又不得不承认，马向东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地位的人来说，见自己的谎言被当面戳穿，这种感觉肯定是不舒服的。马向东微妙的心理变化没有逃过王琳的眼睛，他有意识地对其加强了政策法律教育、前途-生死教育和亲情教育的“三个教育”，并将有关的法律条文念给马向东听，还与马向东聊起了家庭、妻子、儿子。马向东的儿子身体不好，从出生时就有严重的肾病，这是马向东最担心的事情。
事实证明，后来马向东之所以把自己的所有罪行都交代出来，与这“三个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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