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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辜公子的民愤毕竟太大。1946年元月，台湾军政长官陈仪颁布了“汉奸总检举规程”，辜氏等台独领导随即被逮捕，以“阴谋窃据国土”罪起诉，扣押于战犯监牢。1947年7月底，宣告罪名成立，辜被判徒刑两年两个月。据说自辜以下几个被告当时俱言笑自若，似对判决十分满意。
此时正是“二二八”事件的恶果蔓延期间(“二二八”事件的前段不妨视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最后一役，此处不论)，辜等几位坐牢，正好逃过劫数。辜出狱后避地香港，并与中国现代化历史重要人物严复的孙女成婚，于是和国民党要员叶明勋结成连襟，以中国人姿态出现，打通了所谓“皇後大道”。以后，辜凭台湾水泥、中国信托等等大企业，成为台湾官商勾结的典范，历任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国民党中常委、国策顾问、咨政。1990年起，任海基会董事长，主管对北京政策。无可讳言，两岸关系是台北政权生死攸关之事，生于日据时代警察家庭的李登辉，对这名出身台湾“日本贵族”的超级老皇民，不得不予信任。
问题是北京和华盛顿对辜振甫都有先天的戒心。江泽民、钱其琛等都是曾在日据沦陷区从事抗日活动的过来人，他们对上海的台湾巡捕和日本“皇民”之类的回忆，不难想象，更不提熟悉日本“三光政策”的北方人士。要做到两岸互信，难矣。
偏偏辜振甫还要坚持回程先经日本，无疑有点“对着干”的意味。李登辉、辜振甫等人大抵觉得回程经日本是高招，也许出自对“三通”呼声的逆反心理。其漠视大陆百姓对日本的深恶痛绝，则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并非辜振甫、李登辉等老皇民的自然盟友。甚至可以说是“先天互不相容”。远在1945年，美国在台官员George H.Kerr就在当时属于机密的报告中点名称辜为亲日之“奸人”(collaborator).Kerr有“洋台独教父”之称，一生反华亲日，可见他对辜的评价，究竟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依归。授意辜振甫搞台独的牧泽义夫也被押到上海，于1946年被当地美军军事法庭以战犯罪定谳，判处三十年苦工监(即西方式劳改)，甚至在中共建国，麦克阿瑟大幅度修改战犯政策之后，还拖到1954年方被释放。辜氏“历史污点”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辜振甫在与汪道涵会晤时。解释“一个分治中国”时，说：“依照波茨坦宣言(按：即波茨坦公告，下同)，台湾回归、两岸分治，这是历史事实，并非我方所造成。”又对钱其琛说：“甲午战争失利，清廷割台，中华民国于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台湾于二次大战后依据波茨坦宣言回归，一九四九年起两岸隔海分治，任何一方管辖权从未及于对方。”这种以波茨坦公告作依据。为台北的亲日形统实独政策辩解，毋宁说是十分滑稽的。关于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的真正涵义，以及对东亚现实政治的规范，限于篇幅，此处不论。
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当局放弃蒋氏父子坚持的“大中华法统”，而退称“中华民国在台湾”，在表面上是与大陆争“双方平等”，实际上已是甘居“侧室”。借句《红楼梦》里花袭人到黛玉那里套出“东风压了西风”评语之时说的心里话，就是“做了旁边人，心里先怯了”──“谈判”未开，气势就已矮了一截。波茨坦公告云胡哉？
回顾蒋氏父子维护“大中华福祉”的姿态(台北对中印边界战争的态度和国共两军在南海诸岛心照不宣的合作，都令西方大跌眼镜)，这一自居“旁边人”的心态发展，除了乞助日美“军事保护”，更重要的是“道统”归属问题，或者说是台北政权对中国大陆“道德号召力”的完全丧失。对东晋偏安江南、毫无北归进取之心，身历南宋政权类似心理过程的宋元历史学家胡三省有一段精辟评论，不妨略加改动如下：
自蒋氏大陆之败，尔来四十有九年矣。神州之上，兆民众庶，喜怒祸福，台北视之，漠然不关乎其心……
这种心态的最终归宿，用胡氏之语，便是“卒之南为北所并”。历史之循环，何其永恒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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