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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山腰的人缺水，住在山沟里的人每年都要遭洪灾，岷县不是十年九灾，而是十年十灾”
穿着棉被，包着粗布围巾或者戴着绿色军帽，脸颊干燥且红彤彤的，手背上用墨水刺着梅花状的印记，背着幼童，端着用来乞讨的搪瓷缸子。近日，西安、郑州、济南、沈阳等地媒体，陆续报道了这些装束一致的在街头乞讨的妇女，并称他们为“乞妇团”。
据了解，这些乞讨者大多来自甘肃一些偏远的贫困县，以甘肃岷县最多。
“岷县有近千人长年在外以乞讨为生。”岷县县委宣传部的人士证实说。
回家
2004年12月16日中午11时30分，从青岛开来的K173次列车驶进甘肃陇西火车站。26名在济南乞讨的岷县人被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带回家乡。这是他们此生惟一的一次“公款消费”。
28岁的刘侠(化名)抱着孩子走在后面，在记者的追问及随行乡干部的示意下，刘侠怯怯地说:“回家后要让孩子好好读书,争取考上济南的大学,下回要体体面面地去济南。”
26位乞讨人员中,有11名妇女、10名孩子和5个男人。
“我们都是刚出门到济南，没有讨到一分钱。”外出乞讨者的回答似乎是预先想好的。
据负责带队的岷县民政局副局长张玉茂介绍，他们在此前看到媒体报道说在济南有多名岷县的乞丐，县里领导立即派民政局和公安局组成的调查组前往了解情况，最后在当地媒体及市民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两个岷县乞讨者的住处，共找到26名乞讨者，“我们的调查组到达济南时，正赶上济南有关部门开始关注乞丐的问题，因此他们大多都挤在租来的小房子中，没有外出乞讨，其中有8个人已买好了去哈尔滨的车票准备转移。”
岷县奔赴济南的调查组从济南火车站售票处了解到，12月7日、8日两天，有两批约30名来自甘肃的丐妇已乘火车离开济南，到达地点为沈阳、郑州。
刘侠是和她的丈夫以及孩子一起出来乞讨的。
“我们开始只找到了刘侠和她的孩子，把她接到救济站后，她死活也不说自己的丈夫在哪。”张玉茂说。刘侠住在救济站的那个晚上，她的丈夫发现她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回“家”，在济南的街头找了一夜，“第二天，当我们找到刘侠的丈夫把他接到救助站时，夫妻两个抱头痛哭，说再也不出来乞讨了。”
“我们要饭的经常会被冻死或被车撞死在街头，死了也没人管。”刘侠的丈夫心有余悸地说。
刘侠的家在岷县中寨镇水坪村，从陇西火车站坐着县上来接的中巴车，3个多小时后到岷县县城，随后再乘坐到镇上的班车。
“从镇上再步行1个多小时就到家了。”刘侠说。对于回家，刘侠并没有显示出半点兴奋，“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冰锅冷灶的。”
“水坪村有194个人常年在外乞讨，基本上都是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孩子，有好多人过年就不回家，过年时节乞讨更容易些，而且在外过年给家里也省了不少。”水坪村村委会主任石义中说。
深山里的生活
王尕想家的墙壁上歪歪斜斜地贴着一封《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这是他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带回来贴在墙上的。
信是岷县中寨镇教委发的，“近年来，我镇部分家长，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为了尽快‘发家致富’,将致富的目光瞄准了孩子,把孩子当作了‘摇钱树’,携儿带女‘周游’全国,行乞讨要……孩子们，你们是社会的希望，也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呀！如果家长还强求你们乞讨的话,告诉你们,你们是受法律保护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就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据中寨镇小寨小学校长李光辉介绍，全学区目前有20多名学龄儿童跟随大人在外乞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更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
就在王尕想的大儿子把这封信贴在墙上没几天后,王尕想的老婆又带着只有6岁的老二外出乞讨了。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王尕想说自己也不知道。
对于记者的忽然来访，王尕想显得非常紧张，揭开家里存粮的柜子说，“你看，家里连一粒粮食也没有了。我也感到这种事情很羞耻。”
王尕想在水坪村算是富裕户，富裕的标志是盖了砖房和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
“村里盖砖房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外出乞讨得来的钱。”村委会主任石义中说。据介绍，王尕想的老婆在四五年前就开始乞讨，“那时候家里非常穷，住的土坯房一到雨天就漏个不停。”
“外出乞讨的人员中，大多数为富裕户和温饱户。”中寨镇小寨办事处主任王永祥介绍说，“前几年外出务工人员因找不到活干，有的干了活却要不来工资，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便开始在大城市要钱，一些人随之而动，外出要钱的辐射面进一步扩大。”
在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下四川,去重庆,一月就是八九百。”
其实王永祥所说的富裕户，只是针对当地其他贫困的人家而言,他们的富裕只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了保障。
“滋味不好受。”曾经在河南三门峡乞讨的牟贵仓说，“每天能讨个20元到50元不等,十几个人租个小房子,平均每个月每人七八块钱房租。”
牟贵仓的儿子在新疆打工，但儿子的收入并没能让这个家庭迅速脱贫,“我有病,现在的病真是看不起呀。以前带着闺女出去讨钱,今年闺女已经17岁了,这么大了出去也没人给钱了。”
在接受采访时，一只老鼠在牟贵仓家的柜子上毫无顾忌地跑来跑去。
虽然贫困，但这里的人却不缺少热情。对于陌生人的造访，他们会拿出蒸好的土豆来招待，或者使唤孩子去附近的小卖部买烟。土豆是他们生活中的主食。
中寨镇政府附近，有一个公用电话，这里是外出乞讨者和家人联系的最主要的方式。“每次遇集的时候，在这里等电话和打出电话的人会排起队。”经营公用电话的小卖部老板说。
岷县邮电所的负责人介绍，2004年从外地汇往外出乞讨较多的中寨、维新两个乡镇的总钱数为640万元,“从汇款地址上分析，大多数是乞讨所得。最近到了年关，汇款比平时增加了许多。”
现实困境
从岷县县城去往中寨镇的路上，随处可见用来赈灾的帐篷。
“2003年11月13日以及2004年9月7日，岷县分别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有数千幢房屋受损。”岷县民政局副局长张玉茂介绍说。对于当地“十年九灾”的说法，张没有否认，“不是‘十年九灾’，而是‘十年十灾’。”
除地震外，岷县的众多乡镇每年几乎都要遭遇洪灾和旱灾。“住在山腰的人缺水，挑一担水要一个多小时，山上的地每年都有旱情，而住在山沟里的人每年都要遭洪灾，河水一涨，家里的东西全都冲走了。”张玉茂说，“还有每年这里的山区都要下好几场大的冰雹，麦子等粮食作物根本没办法生长。”
因为天灾的频发，当地有好多百姓集资建起了用来乞求神灵保佑的庙宇，比起老百姓住的土坯房来说，这些砖木结构的庙宇显得十分扎眼。
“老百姓得了病没钱治，有的就到庙里去烧香，至少从心理上是个安慰。”岷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位人士说。
对于岷县外出乞讨的妇女的手背上都有梅花标志一事，上述人士辟谣说，这只是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这种梅花印记并非乞丐的帮派标志，这里不论男孩、女孩，都喜欢用黑墨水在手背上刺5个黑点。长大后，黑点会变成梅花形的印记，“就像你们城里人戴首饰，他们也爱美呀。”
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的岷县，地处甘南草原、陇南山地及黄土高原接壤区，黄河的支流洮河从中穿过，县城的海拔在2300米。
因地理环境特殊，岷县药材资源丰富，盛产当归、红芪、黄芪、党参等中药材200多种，素有“当归之乡”、“千年药乡”之称。但制约药材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当地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
“全县有40多万农民，但土地只有62万亩。”张玉茂说，“可以耕用的土地更少，中寨、维新等乡镇的土地95%都是坡度在25度以上，这样的地，只能种洋芋。”
此外，当地的交通十分不便，加之水灾对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据介绍，岷县通向外界的道路只有一条甘川公路，这条公路在岷县要翻越几座海拔近3000米的高山，每到冬季，这条路常常因为下雪而被封闭。
记者在2004年12月22日从当地采访返程时，恰逢小雪，在从岷县到陇西不足100公里的路上，看到了5起翻车事故，让人心惊胆颤。
1935年、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两次到达岷县，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会议，并在此休整了50天，“这里易守难攻”。
救助难题
对于岷县民政局副局长张玉茂说，把26位乞讨者送回家他也并没有感到轻松，“经常是我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又出去了。”
为了找这些乞讨者回家，当地政府为此花去了1万多元钱。“这些钱可以救助多少贫困户呀。”张玉茂无奈地说。
岷县系国家级贫困县，其2003年财政收入为5141万元。据介绍，岷县人均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2039人，“贫困面太大，而救济款只能是杯水车薪。”
据了解，甘肃省从2001年开始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相当显著，但每年拨给岷县的扶贫资金只有700万元，按每个村耗资70万元计，每年岷县仅有10个村能实现脱贫，而目前岷县有238个贫困村，要使这些贫困村全部脱贫，需要20多年时间。
“现在银行出于贷款风险，也是‘嫌贫爱富’，以前农行实施‘千家万户扶持’的扶贫计划，累计向岷县放贷两个亿，但现在农行扶持政策减弱，改为‘向龙头企业倾斜’，使大部分有脱贫致富愿望的农民贷不到钱。”岷县扶贫办杜主任说，“资金总量严重不足已成为农民脱贫的最大制约因素。”
主管农村工作的岷县副县长祁雪峰分析说，目前岷县农村的特困户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因灾，二是家庭成员的智力存在缺陷，三是家里有重病号的，“因灾返贫是短期的，通过一定的救助可以解决问题，但其他两种情况却是长期存在的，一味地给予救助也不是办法，需要从政策上扶持。”
据介绍，目前在岷县个别乡镇进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的确给农民看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在一些大病的治疗上还是显得力不从心，“目前农村有好多人因为得了大病而使整个家庭返贫，要不就放弃治疗。”
祁雪峰称，对于几个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不适合人居住的村子，他们曾和新疆奎屯、甘肃玉门等地联系外迁移民，但好多人在外迁不久后又回来了，“一部分人因为与当地人不太融洽，还有一部分人则因故土难离。”
但让岷县的地方官员感到头疼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现在一些乡镇的外出乞讨成了风气，他们觉得相比打工来说，乞讨更轻松而且挣得更多，人的尊严在一点点丧失。”
更让他们感到忧虑的是，为了乞讨方便，这些外出乞讨的大人都带着孩子。中寨镇小寨办事处2004年5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在外出乞讨的490人当中，有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04人，“这些孩子从小就不得不学会屈辱地面对生活，给孩子们心灵上造成的贫困才是最难消除的。”
扶贫资金的“沙漏”
据有关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投资千亿元人民币，解决了两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成绩世所罕见。但是，中国贫困人口的脱贫速度在近年来开始减缓，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甚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少量反弹，增加了80万人。
“贫困人口的反弹，不仅仅是由于自然灾害和非典的影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石英分析说，“中国扶贫工作到了真正的攻坚阶段，为扶贫工作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刚性制度开始显得紧迫和重要。”
“中国扶贫的力度是够大的，但政府扶贫的成本和效益之比是不高的。”石英认为。
石英将中国扶贫效率低下的原因归结于行政成本太大和扶贫资金的“沙漏”，“为了扶贫设了好多部门，结果把好多用来扶贫的资金消耗掉。而一些地方又因为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管理，致使好多扶贫资金像沙子一样慢慢漏掉。”
据分析，扶贫资金“沙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被某些基层政府截留，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不久前，厦门市通过审计发现，两笔共300多万的扶贫款到了项目上，就缩水了70多万，其去处就是市、区、镇三级单位的违规提取。
二是被贪污和挪用。广东省原扶贫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薛长春涉嫌侵吞公款3000万，其中大部分是扶贫专用款。还有媒体此前披露的青海省民和县北山乡用扶贫款购买越野汽车，陕西某县政府挪用扶贫款盖政府办公楼等。
三是扶贫款流向政绩工程。在目前中国农村，有一些扶贫工程其实是中看不中用的形象工程。
“要想克服政府扶贫的一些弊病，目前最主要的是要进一步开发民间组织的职能。”石英说。
石英同时还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调动社会力量扶贫的积极性，“不是中国富人不愿意行善，而是政府缺少政策上的鼓励。对善款管理的漏洞和不透明也影响了富人行善的良好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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