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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终其一年，从1月1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到12月31日李登辉访问日本，中日之间风波不断，态势低迷。中日关系困境的症结何在，见仁见智。
两国对建立何种国际新秩序看法不同
今天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难题有很多：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但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中日两国对建立何种国际新秩序看法不同，努力的方向各异。日本倾向于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而中国致力于多极合作。
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的夙愿，当日本决定依附于美国的单极霸权体系时，蓬勃发展的中国，就成了日本政治大国诉求针对的主要对象。难怪中国的多极合作路线成为中欧、中俄关系快速发展的战略推进器，但在对日方向上，不仅多极没有共同点，合作也变得举步维艰。
新问题未解老问题突出
由于没有共同的战略基础，战略分歧日益加大，过去的老问题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日渐突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给李登辉访日放行，从实质上说，都是要打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所谓的“低姿态”，以向中国说“不”的形式来满足其政治大国的诉求。
中日建交以来，历史、台湾问题从来都存在，但是都没有突出出来，原因在于中日关系有一个稳固的战略基础：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日之间旧的战略基础消失，两国开始摸索新的战略基础。多极化的思维曾一度成为中日两国战略家的共同话题。对于中国而言，追求国际秩序的民主化是既定路线，接受多极化顺理成章。
但是对于日本，接受多极化思维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泡沫经济带来经济大国的自负，以及日美经济磨擦激化了反美情绪。要提升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需体现出不同于美国的独立性，同时必须加强对华关系，这就促成了日本率先打破西方对华制裁、继续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断。
然而好景不长，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丧失了多极化思维的物质基础，日本陷入了战略贫困的时代，无法与日益兴盛的多极化思维呼应，也找不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继续存在的理由。只有在日美同盟这一相对成熟的既定路线上茫然漂流(日本学者称之为“同盟漂流”)。
美国的战略调整影响日本
随后，美国进行战略调整，在同盟框架内给日本更大的权力空间；中国的高速发展与日本的经济低迷形成显著反差。在强大的外力影响下，日本开始认同强化美国单极霸权、巩固美日同盟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中国是自主型战略，主张多极合作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而日本是反应型战略，正在滑向单极对抗，表现为亲美反华。
但主张毕竟不同于现实。正如国际问题专家邵峰先生所说：“多极均势过于理想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任重而道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日益强大并且给予日本“一极”的期待，但不仅没有克服美国的战略引力，还在中日间形成战略斥力，都说明中国硬、软两方面的实力距离多极合作的理想仍有相当的差距。
日本的思路更不现实。曾任日本大藏省财务官的神原英资教授最近撰文，抨击日本保守主义者的堕落。神原指出，对于日本来说，“亲美”确实是现实的选择，但正在向僵化的、意识形态化的亲美反华路线堕落，丧失了保守主义者的“实用主义”基本立场；日本的保守主义者不应亲美也不应亲中，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保持战略的灵活性。
神原道出了亲美反华、单极对抗思维的虚幻。单极霸权的思路，国际社会不会接受。以反华对抗来凸显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更是南辕北辙。尤其是把历史问题当成反抗中国压力的象征物，严重削弱了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道德基础，并将此前日本反省历史的努力付之东流。最近，《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社论将1985年美国操纵日元升值定位为泡沫膨胀、经济战败的起点(继二战之后的又一次惨重失败)，而将日本挽救出来的正是亚洲的经济振兴，其主角则是中国。反华将导致日本在中国市场的边缘化，最终削弱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经济基础。
中日应就双方的战略认识展开政治对话
有学者认为，“从理论上讲，对当前国际秩序有3种认识模式：单极霸权、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多极均势下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基于国际格局的一超多强特征和目前的国际战略态势，现阶段比较可行的是争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秩序”。
基于以上认识，中日间应该就双方的战略认识展开政治对话，对单极还是多极这样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可以存异，相互理解，重点在于求同，求多极合作即中日合作、互惠互利之同，揭露日本右翼以反华实现政治大国逻辑的荒谬。对中日关系无法避开的历史问题，尤其是靖国神社问题，应该降低其战略象征意义，还原其作为道义问题的本来面目，促使日本回到中日建交以来历史反省的主流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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