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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药价虚高的现状，处于产销链中间环节的批发商和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医院、药店都难辞其咎，那么处于起点的药品生产厂家，在其中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药品每降价药厂都受伤
药厂和消费者瘦，医院、药店和一些代理商肥，每次降价中间环节丝毫没有损伤。
东北某药厂的张经理对药品价格虚高表示出无奈，他抱怨道：“别看医院和药店把药品的价钱卖得那么高，像我们这些生产厂家可真的是没有多少利润。”
他说，生产企业给药品定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经物价部门核定的。而药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期间价格涨了多少与批发商、药店和医院有直接关系。代理商一般会把药品进价压得很低，药厂大多是敢怒不敢言。“赚多赚少生产还要继续，工人还得吃饭。”
熟悉药品生产企业的史先生告诉记者，从药品生产企业的角度想，他们不会甘心让医药代理商抢走他们的利润，但是没有这些医药代理商与医院和药店的“亲密关系”，药品想进这些地方肯定要费些周折。
张经理表示：“做医药的都知道，现在药品生产销售领域存在着‘两头瘦中间肥’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药厂和消费者瘦，医院、药店和一些代理商肥。对一些医药生产企业来说，药品的利润是比较低的，而生产出来的药品一旦进入流通环节，它的标价就会飞涨，翻几番甚至几十番。药品生产企业最害怕的是国家实行药品降价，每次降价药厂都受到很大影响，而中间环节却丝毫没有损伤。”
药片换包装药价翻两倍
各种新药和特效药频繁上市，惊人研发速度中有“高招”。
史先生说，国家几次对药品实行降价，药品生产企业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生产受价格限制的廉价药品赚不到钱，就转而生产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药品。
目前药品生产企业制定出厂价普遍采用的标准(见附表一)是，普通药成本价的5至10倍，新药则可以标到成本价的20倍左右。近两年，只要留心不难发现各种新药和特效药频繁在市场上出现。按照国际惯例，开发一种新药所需的时间大约是8至10年，从研发到正式投产的成本在10亿美元左右。然而，国内制药企业惊人的研发速度，其中自然另有“高招”。
据记者了解，所谓的“高招”就是“换汤不换药”，给目前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药品重新命名、重新包装、重新添加辅料、重新申请药品批号，最终达到重新定价的目的。药品生产企业在进行新药品成本核算时，把所谓的研制开发费用、生产设备更新费用、临床验证费用和广告宣传费用统统计算在“新产品”的价格中。
其中，最简单的“高招一”，就是“变换剂型”和“改变包装”。比如把原本瓶装的片剂，改为三板铝铂板盒装的胶囊，使原来100片售价5.6元的药品变成了售价36粒12元，价格上涨一倍多。“高招二”是在常用药中多加一点无关紧要的辅料，再重新申报“新药”，“新药”的价格肯定比原来的价格上涨不少。
而物价部门由于人力和药品相关专业知识方面的缺陷，不可能对每一种新药的成分、成本等进行逐一核查。此外，药品生产企业还组织了专门人员负责与物价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联络、疏通，新药定价的手段多种多样，受些关照也是人之常情。
文书枪易躲收费箭难防
对药厂来说，招标过程中的文书只是易躲的明枪，各种名目的收费却是难防的暗箭。
虽然有专家认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解决药价虚高和纠正药品采购中不正之风的手段。然而去年4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13家协会负责人联名上书有关部门，要求终止已实施了5年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对此，张经理表示，招标对医药厂家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痛苦的经历。
北京药品招标通常会分成若干个招标组，每个招标组又由若干个中介机构代理，制药厂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投标的有关资料送达每家中介机构手中，还必须留下一份给北京市卫生局备案。如果招标会分成6个组，每组3家中介机构，医药厂商就需要将每种投标药品的材料制作19份，每份材料必须包含药品经营许可证、法人委托书、财务报表、价格文件、GSP达标证书等相关文书数十种。这些文书制作的规格、样式甚至是印刷使用的纸张质地都必须合乎招标单位规定，否则一律退回。医药厂商投标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参加，小心翼翼处理，生怕哪个环节出了纰漏，痛失中标的机会。因此，单制作投标材料的工作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如果说在招标过程中的相关文书只是易躲的明枪，各种名目的收费就是难防的暗箭了。”张经理无奈地说，虽然有关部门明确药品招标中只涉及标书工本费和交易费，禁止收取其他任何费用。然而，还没听说有哪次药品招标会真正按照规定收费执行的。
医疗机构集中招标采购管理委员会通常会要求参加投标的厂商缴纳一定量的履约保证金，最低的5000元，最高50000元。一旦中标，保证金就自动按一定比例或是全部转变为招标代理服务费。除了履约保证金和招标代理服务费，厂商还要缴纳药品招标入围费、管理费和付给评审专家和招标组织者不同名目的费用，这些可比前者多得多了。实习记者王辰
广告投2亿售药8亿6
患者除了为吃下的药片买单，还替医药厂商把广告费一并结算了。
张经理向记者解释药价构成时特别提到了药品的广告支出，他说：“药厂的广告费用在药品成本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这一比例还在加大。谁在广告上越敢豁出去，谁生产的药卖得就越好卖。”哈尔滨某制药厂1996年至1999年的广告与销售额的变化(具体数据见表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就出现了无论是在“黄金时间”，还是在深夜；不管是电视、电台，还是报纸、网络，冲击人们视觉和听觉最多的是药品广告，其覆盖之广、频率之高、投资之大，远胜于其他行业的现象。
有业内人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广告投入的加大的确使厂商的销售额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也在无形当中也加剧了药品的成本支出。在药价保持原有价格水平的前提下，厂商并没有因此获得很好的实际效益。有些医药厂商另辟蹊径找到解决办法，就是将广告投入成本融入药价，由此也就导致了药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换言之，“当患者吃药的时候，除了为吃下的药片买单，还顺便替医药厂商把那些广告费一并结算了。”
8年多来，我国连续16次降低药品价格，涉及800多种化学药品和300多种中成药，平均降幅15%，但低价药并未走进医院，百姓并无受惠之感。
低价药品为何难进医院
进药价越高医院利越大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规定，为了确保药品质量，招标不以最低价格为惟一目标。政策制定者可能没有想到，留下的这个口子会被执行者如此充分的利用。
北京丰科城医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牛正乾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一张药价对照表上，中标进入医院的药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批发价，价格相差最悬殊的市场批发价与中标价相差近10倍。(具体数据见表三)
北京某医疗机构的刘女士表示：“药品收入是目前国内医疗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她解释说，国家给各级医疗机构的拨款严重不足，一般情况下只能够维持医院正常开支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医院除了靠一些收费较高的检查项目如核磁共振、CT扫描、B超等，就只能靠卖药来维持收支平衡了。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医院销售药品可以得到比批发价高出15%的批零差价，并可以免交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于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浮出水面——药品标价越高，批发和零售之间的价格差就越大，医院的利润也就越丰厚。因此，医院对药品降价并不情愿，而更乐于进价高的药品。实习记者王辰
处方不出医院病人只能挨宰
百姓为何不去药店？难道他们甘愿挨宰？记者的调查表明，这一症结的“根儿”还是在医院：很多处方流不出来。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病人在他们医院看病时所开的处方，基本上都是在本院取药。而对于粉针类静脉用药，目前北京几乎所有大医院都拒绝使用病人从医院外带来的药。认为一旦出了事，责任难辨。对口服处方药，病人的选择权似乎大一些，但服用后一旦有什么问题或是需要后续治疗时，由于对来自医院外的药难以把握，医生也都很难负责。不用病人自带药品是医院的一项常规，很难破掉。
“医院这样做，表面上看是为了对病人负责，实际上并不排除保护医院自身利益的动机。而怕惹医疗官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此，这位医生认为，这是医药剥离之初，医院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处方流不出医院这一情形，记者从药店那里也得到了证实。京城某中等规模连锁药店的张经理告诉记者，自从政府出台了凭处方购买处方药的规定后，处方药的销售额每月减少3万—4万元。药店主要还是以销售非处方药为主。他说，如今许多药店之所以设坐诊医生，就是为了促进药品销售。
自定价药涨价抵消降价效果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曾指出，我国药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3种形式。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政府数次降的是“最高零售价”，它是“政府指导价”。而许多药店在实际操作中，出于种种原因，其零售价格有很多早已低于这个指导价。张经理举例说：双黄连口服液的最高指导零售价目前降为16.5元，可是此药在药店曾卖到12元、10元，目前的价格为13元，仍低于这个指导价。这种情况下，降低药品的“最高零售价”，百姓也不会有什么受惠的感觉。
而对医院来说，药品降价给百姓带来的实惠并非一点没有。某医院的药房主任举例说，对某个药品国家实行的是分次降价。比如某种药过去为100元，第一次降到80元，第二次又降到70元，现在是50元。所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对此，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曾指出，为了平衡药品生产经营者、医疗机构和患者等各方利益，降价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而慢性病患者、急症患者等不同人群对药品降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曾指出，目前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药品约为1500种，从销售额看，仅占市场份额的40%左右。近年来，部分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价格不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降低药品价格的效果。还有，价格较高的新药不断出现，即使在药价下降的情况下，用药结构和用药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了患者的药品实际支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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