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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香拜佛竟演化为腐败的一种手段，不仅是对宗教的亵渎，也是对国家的亵渎。时光走入21世纪以后，“烧香腐败”之风日盛，其背后产生的腐败链条也已经枝繁叶茂。当佛祖也能被拿来当腐败的幌子时，人们不禁要问：对于贪官，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制约他们？在祖国大陆的对岸，台湾官场的“迷信政治”前车可鉴
“烧香腐败”为何愈演愈烈
陈世修(化名)在正月初二时如期来到某市城外的大仙庙，磕头跪拜。作为当地的一个处级干部，陈世修每年都会带上数千块钱的香火钱，捐助于此。
从当初的小官，到今天的地方大员，陈世修一步步地高升。在他看来，是因为有“大仙”一直在背后保佑他，所以他给大仙庙的捐助也从最初的50块钱涨到了现在的数千元。
官场迷信也是腐败
在陈世修看来，只有虔诚才能保佑他在官场上有所作为，而据他透露，每年到这个大仙庙来进香的干部，级别比他高的人大有人在。
“大家都愿意在春节的时候来求个平安，求个发财。每年春节后的头柱香我们都烧不到，价格已经炒到了数万元，而且级别太低有钱也不行。”陈世修透露说。
事实上，烧头柱香已经成为了中国官员的春节新时尚。记者在湖南南岳衡山采访时，听当地一位干部说，每年春节前后或一些“神灵”的“生日”到来之际，前往南岳烧香的领导干部的专车络绎不绝。新年的“第一柱香”已被炒至十多万元。
据了解，“第一柱香”的得主有广东的大款，但也不乏领导干部的夫人、权力部门的领导。不过，某厅局的一把手在南岳藏经殿虔诚叩问自己的官运，“大师”反复测算之后告诉他“一生官运亨通，至少可以当一个科长”。这被当地干部传为笑谈。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很早就开始关注一些官员落马前“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现象。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功利心理在作祟，因为担心腐败行径被发现、被曝光而寻求心理安慰。
吴忠民谈到，封建迷信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和西方人寻求净化心灵的宗教信仰不同，中国的封建迷信出发点是功利的，希望通过封建迷信来趋利避祸。
而社会学家李明水则更为关注迷信活动中的现实缩影。李明水举例说，前两年他在四川当地过春节之时，曾经亲眼看到当地官员将小姐送到其父亲的坟前，“这实际上是他本人的一种需要，他的需要都在迷信活动中表现出来”。
官太太心态：保丈夫也保自己
李明水对记者说，对于烧香拜佛活动的热衷很多时候更表现在官太太身上。据他介绍，山东某市的官太太们曾经有个相关的组织，每年共同到泰山进香，一年进香送的钱可达数十万。
“一些官员平常工作较忙，自己无暇顾及迷信活动，而且身为当地官员，也不适合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所以常常都是由太太出马为其进行相关的求神拜佛活动。”
陈世修也承认，自己平时应酬很多，每月的初一、十五都是由陈太太到各处庙宇烧香。“官场是非较多，所以自己要虔诚求菩萨保佑。我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年都要去一些佛教名山求家庭的平安。”
有趣的是，许多官太太在求菩萨保佑自己丈夫的同时，还要保佑自己的丈夫不出轨，这可能是新时期迷信活动中的一个新现象。
有专家认为，官员求神拜佛现象的增多，折射出“模糊政治规则”的弊端——在不确定的“政治规则”下，升迁之道往往不能符合正常的逻辑，所以为官哲学极易背离正常的价值取向，一切都极易被“潜规则”所左右——这既是蒙昧之因，又与其形成恶性循环之势。
普通民众的迷茫
普通民众的烧香活动同样也愈演愈烈。同样是正月初二的某市大仙庙，数百人在寒风中等待烧香。据记者观察，凡是到此烧香的人，每个人都会捐助一定的金钱，少则五十，多则数百。
在大仙庙中从事算卦的王义已经干这一行多年。他对记者说：“这几年找我算卦的人越来越多。过年的时候忙不过来，我又带了几个徒弟一起来做。”
生意红火的王义分析了目前算卦行业为何繁荣的原因。他认为，两个因素造成了目前的这种局面。第一是政府对于这种活动的放开非常关键。“过去这叫迷信，现在则很少有人这么提。很多当官的都常常到我们庙里来烧香算卦”。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人给的礼钱越来越多。他坦言：“庙里的收入比数年前增长了数倍。”
在李明水看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烧香算卦等活动中去，除了生活水平提高以外，主要还是因为整个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正常的游戏规则。“由于整个社会的投机心理，很多活动，比如官场的升迁、生意场的盈利，都没有规律可循，许多人看到别人一夜之间发迹感到不平衡，因此就容易陷入投机，常常指望烧香拜佛、大师指点，能帮助其获得人生的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一部分人的迷茫”。
权力与信仰的错位
从传统上说，中国有许多传统节日脱胎于历史文化，或者是宗教仪式。在千年的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外因是社会对于文化和信仰的认识进化。今天我们在度过承载着亲情、友情的新春佳节时，人们都在选择回归到一种可以表达自己美好祈祷和祝愿的群体活动中来。但是在新春缭绕的香火中，我们却看到了许多不合适宜的一掷千金。这种几万、几十万元追逐高香，头柱香的行为，有许多是来自官员之手。
令我们感到担忧的是，在传统节日中，大量的金钱从官员们手中，通过布施或者是香火钱的方式进入寺庙。这种行为是权力与信仰错位的表现方式。目前中国国情下的公务人员正常收入，是不可能允许他们在求神拜佛时一掷千金的。而此时他们可以挥霍的重金，究竟有多少是个人合法收入？这个问题的答案让全社会都担忧。如果不说作为公务人员，从何种方式才能聚敛如此之多的财富，并且一掷千金地撒在宗教场合，单是这些官员祈祷的目的和行为本身向社会传递的含义，就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
权力的滥用，往往导致社会金钱的流失，除了目前贪污和腐败活动中日益猖獗的赌博等活动之外，公款求神拜佛，其性质也同样恶劣。这些官员往往都具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准和综合素质，他们其实不一定有宗教信仰，而重金求神拜佛，其实还是一种世俗化的追求。如果是公款求神拜佛，则是将贪污腐败等违法犯罪活动，通过宗教形式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其本质仍然是对于权力的滥用和亵渎。
部分官员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大量资金用于求神拜佛，这与正常的宗教信仰无关。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节日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们用重金求神拜佛，是与这些官员们过度的私欲和不合理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其本质目的，都是希望神佛能够保佑他们继续从事符合他们愿望的活动，甚至是非法活动。否则，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他们使用的是纳税人所交纳的税款，他们的服务对象也是全体纳税人以及整个社会，他们无需担心自己的职务提升或者工资帐跌，除非他们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了许多亏心事之后还有一份担忧。
这就联系到另一方面的内容。究竟今天的社会，信仰的寄托从什么方面体现出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诱惑的增加，对于包括公务人员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的信仰都构成了冲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传统的道德信仰的缺失。部分地方官员精神信仰的缺失，不仅导致了他们无法正常地为纳税人服务，而且进而引起他们的渎职、腐败行为，影响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宗教在这种局面下，往往成为了他们犯罪之后，无法摆脱良心谴责与道德恐惧的一种发泄渠道。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贪污，也要花钱请佛祖保佑不要被发现。这不但是对传统道德和人性的亵渎，也是对以真善美为普世指导思想的宗教的亵渎。
把权力交到失去信仰的人手中，就等于把权力交给了没有监督，无所畏惧的醉汉。而这一部分违法犯罪之后，寄希望于佛祖来逃避惩罚的官员，尽管是很少的一个群体，但是他们的示范效应，却长期严重地存在于整个社会中。如果全社会信任所在的公职人员，也出现了信仰缺失，甚至用求神拜佛来庇佑自己的违法行为，那么不但社会的道德信仰面临崩溃的危险，就是维系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政府信用，也会面临崩溃的危局。政府信用的建立，是通过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在百姓心中的信用度所形成的，一旦纳税人发现，他们无法相信他们选出来的社会权力代表，他们就会对这些官员，这些权力，甚至是这些权力背后的执政合法性产生颠覆性的怀疑。最终，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宁。
当这些官员们在正月初一的高香中，许下来年发财升官的愿望时，他们忘了，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为社会所不齿，也为宗教价值所鄙夷。
台湾官场迷信教训可鉴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何铭生报道在如今族群分裂、蓝绿泾渭分明的台湾岛内，“迷信政治”却成为了官场上不分本省外省、台南台北、蓝色绿色橘色的共同之处。
虽然台湾的政治人物大多学历很高、并有留洋经历，但是大事小事皆要求神问卦，却与乡下大婶无异。虽然台湾社会向来迷信之风盛行，几乎各家媒体都有看风水、测字、看星象的相关栏目，但是当迷信已经成为官场的一种固有风气时，它却显露出了不寻常的危害。
大小政策皆决于算命先生
2004年时，陈水扁为了争取“总统”选举连任，听命于一位算命师的建议，将上届竞选总部的原有布局做了改动：一是改掉总部大门的开口方向。2000年开口朝建国北路方向，2004年时大门却改向民生东路方向，据说是因为“每年的气不一样”，开口不同是为了“接气”。二是把总部后门打通。原本总部只有前门，这使得许多民众必须从后面绕一圈到前面，由于算命师说后门若打通则“气通了，气才会动”，所以总部就开了后门。据媒体报道，陈水扁的竞选总部还开坛作法求老天保佑。而陈水扁在胜选后，也曾率领游锡堃、张俊雄、邱义仁、苏贞昌、谢长廷等，在某天夜里再度下跪“谢天”。
民进党算命，国民党也在卜卦，据接近连战的人士表示，连战败选后国民党找到了台湾易学专家、李登辉的易学老师刘君祖卜卦，问“国亲合并可不可行”，结果卦象显示为“家人卦”，意指国亲的合并必须在9月之前进行，否则一切就太慢。5月19日，连战果然抛出国亲合并的议题，强调“国亲合并是必走的路”。
利用迷信溜须拍马
台湾苗栗县“立委”杜文卿在2004年的“立委”选举中大打狗牌，令人叹为观止。因为陈水扁家养了一条台湾土狗叫“勇哥”，陈水扁经常对外界宣称，自己从“勇哥”身上感悟到了不少“家国之理”，以“勇哥”来象征台湾人民勇敢打拼的个性。杜文卿为此专门去抱养了一条和“勇哥”“同父异母”的狗，表示自己要和陈水扁一样，“养好狗，好狗运”。这条狗被取名“阿忠”，以象征杜文卿的“忠心耿耿”。在选举中，杜文卿到哪都带着“阿忠”，甚至设想让“阿忠”和陈水扁同台辅选。最后，杜文卿当选后，自然更进一步坚定了官场对于“养好狗”的迷信。
“勇哥”和“阿忠”都来源于宜兰县一个叫黄玉明的人，他说，自从送了一条狗给陈水扁之后，就不停有人到他家来要求抱养与“勇哥”有血缘关系的狗，其中包括前“行政院长”游锡堃、“行政院”顾问陈水涂、民进党“立委”蔡煌琅等多位政界名人。
与骗子勾结
上世纪九十年代，“宋七力案”在台湾轰动一时。1996年。时任台北市议员的璩美凤披露，被很多台湾民众供奉为“神”的宋七力及其“显相协会”并没有什么神力、法力，而是假称自己精通分身术，并制造神迹照片来骗取钱财。璩美凤表示，当年担任“立委”的谢长廷就是宣传广告中的男主角，且谢长廷涉嫌收取宋七力1600万政治献金。谢的妻子游芳枝还为宋七力编撰《宇宙光明体》一书，并制作一系列录像带为宋七力做宣传。
宋七力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还曾经因违反票据法而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是，他的团伙称其为“本尊”、“宇宙光明体”，可以济世救人、治百病后，称凡成为宋七力弟子的人，做官者必定升官、做生意者必定大发财、从事选举者笃定可以当选。据估算，在短短几年间，宋七力等利用“神迹”蒙骗台湾约1万名信徒，诈骗的钱物累计合新台币30亿元。
宋七力为了宣扬自己的神迹，大肆与政治高层勾结。除了谢长廷夫妇为其鞍前马后奔波外，璩美凤曾拿出一份由宋七力信徒提供的名单，说宋身边有一个“七人小组”，其中包括当时的“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余玉堂、“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法官宋明苍，以及自称在“行政院”任职的林威国。璩美凤还称，在“七人小组”之外，还有“政界重量级人士”任幕后“总指挥”。被点名的余玉堂、宋明苍等否认自己与宋七力及其“显相协会”关系密切，但余玉堂承认曾要求宋七力用“法力”帮助李登辉竞选“总统”成功。
曾有分析指出，台湾政界被算命先生搞得乌烟瘴气是因为台湾人的不安全感。但迷信之风盛行一则影响官员形象，二则败坏官场风气，三则误导民众，四则影响政府决策。台湾政界已是积重难返，其弊端重重足以引以为戒。
“烧香腐败”利益链
任何东西都能有一个产业链，而烧香拜佛的产业链在中国传统春节的前后更是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积累财富。它像一个巨大的刮钱机器，将许多善男信女和贪官污吏的钱收归帐下。
敛财之一：修庙
在很多善男信女眼里，庙宇是承载其信仰之地。在中国烧香拜佛之风日盛，人们捐助庙宇的力度越来越大之时，修建庙宇从中敛财成了一些“嗅觉灵敏”人士的生财之道。
王临风(化名)，浙江省某县人士，原来是个用三轮车给人运货为生的农民，由于身居乡镇企业密集的浙江省，于2002年聚集自家三兄弟，将县里的城隍庙修葺一新，从此成为城隍庙董事会的会长，每年组织大量法事，每逢初一、十五就驻扎庙里，收取善男信女的捐助，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已经拥有多处房产，并且将自己膝下一男一女送至英国留学。
据知情人士透露，王临风的城隍庙光是春节就能收入数百万元人民币。“一些乡镇企业家的捐款力度相当大，一捐就是数万元”。
而像王临风这样的人目前在全国各地都大有人在。据知情人士透露，有一些沿海城市的商人已经将修庙看成了一项可以投资的产业，一些浙江、福建的商人甚至将各类城隍庙、关公庙修成了全国连锁店，从中渔利。
而作为正统的宗教，佛教寺院也已经为金钱所渗入。佛教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已经对此现象发出警告。著名佛教高僧惟贤法师说：“修建寺院是可称赞的。但值得警惕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借修庙敛财，或住庙不弘法，争权夺利；教外有不少人借修庙搞旅游、搞经济，染污了佛教，把佛教的真精神给掩盖了。这成了一大痼疾，应引起广大佛教徒的警觉，大力扭转这个局面。”
敛财之二：结识官员
结识官员成为许多精英庙宇人士的进阶手段。王临风在浙江的活动就因为结交了当地的一些官员，而显得越发无所顾忌。据知情人士透露，结交官员的好处有两个：第一，修庙圈钱难免有违反政策之事，所以结交官员可保庙宇平安，庙宇平安则聚宝盆就在，不愁赚不到钱。第二，官员自身也需要庙宇为他们提供服务，比如给他算命，为他指点前途等。
在湖南省纪委近4年来查处的厅级领导干部背后大多都拥有这样的“大师”的身影。贪官唐见奎原系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属正厅级干部。2003年9月23日，唐见奎因收受贿赂被判刑。
办案人员发现，唐见奎为自己的职务升迁常找“大师”问计。唐见奎最崇拜的“大师”要数南岳衡山一座小庙的和尚，因为这个和尚“算准”了他职务升迁的几件事。为此，他大笔一挥，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这座小庙修筑了一条水泥路。
同为正厅级干部、原湖南省冶金集团总公司总经理邹恒春，酷爱占卜算命，最“崇拜”长沙开福寺的一个老尼姑。该尼姑曾经“预测”他50岁之前会遭遇一次车祸，政治上也会有一劫。2002年被湖南省纪委“双规”后，他不是总结自己的教训，而是感叹自己“命该如此”。
敛财之三：庙宇与官员勾结
敛财再进一步，许多庙宇就难免要与相关官员发生经济上的来往，从而导致官员和庙宇之间互相勾结，共同发财的局面。
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就曾经与当地一位巫婆殷凤珍勾结，从佛事中渔利。
1999年春节前的一天，丛福奎约深圳某公司总裁王某与殷凤珍见面，丛介绍他们互相认识后，殷凤珍为王施了“法术”。此后，殷凤珍提出要“建个庙，需要几千万元，你出一些吧”。丛福奎也在敲边鼓：“修庙是积德行善的事，对你的家庭事业都好。”王表示尽力去做。过了一段时间，丛福奎又来到北京。王某拿了8万美元到北京交给了丛福奎。
到了该年6月底，丛福奎在北京开会期间，又把王某约到住处。他说：“大师让你办的事要抓紧办，给大师修庙是有期限的。”并把北京龙吟公司的账号给了王某。此后，王分两次给龙吟公司汇去130万元。
丛福奎利用这种手段从许多托他办事的老板处募得钱财，与殷凤珍两人共同分成，从而达到贪污腐败的目的。
敛财之四：官员捐助钱财来路不明
许多有求于官员的老板不仅自身需要为官员召集的修庙活动捐钱，在官员到庙里烧香拜佛之际，还要在一旁忙着捐款。搞房地獾牧钟窠?化名)曾经陪同某市的主管领导前往五台山烧香拜佛。“一路下来，花费数万元。领导来回机票，在太原住的是四星级的酒店，然后到五台山，先后去了十几个庙，每个庙我替他捐1000元钱”。
除此以外，许多官员利用公款来进行个人的烧香拜佛活动，而在听取一些风水大师建议以后，还要动用公款对政府办公地点进行改建，以符合风水的需要，满足自己升官发财的需求。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是个“官迷”，经常请“大师”预测前途。“大师”说胡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欣喜若狂的胡建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增加一座桥的办法，下令本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以完成“功德”，企盼步步高升，早日登上副总理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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