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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发现权再起纷争
世界第八奇迹——秦始皇兵马俑在尘封两千年之后破土而出再现人间，至今已整整31载。然而，围绕“兵马俑发现权”的资格认定，当年打井的几名陕西临潼农民却踏上一条旷日持久的索权之路。2003年12月，当年的农民之一杨新满代表9名“秦俑发现人”，联名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递交了一份《关于‘秦兵马俑发现人’资格认定的申请报告》，要求该馆颁发证书，确认包括他在内的9名农民对秦兵马俑的“发现权”。
然而，陕西文物部门对此事却始终保持沉默。当地文物部门驳回几名打井农民索要发现权的理由是——《文物法》对具体个人的表彰，只有当他在文物的捐献、保护方面有突出贡献时，才给予文物研究员或其他称号。
正当他们与当地文物部门就发现权一事陷入争论僵局之时，此事日前再掀轩然大波。原临潼文化馆馆长赵康民从幕后走出，并坚称：“我才是兵马俑的发现人，因为是我第一个认识到兵马俑的历史价值。”
几年来，对于外界纷纷扰扰的“兵马俑发现权”之争，70多岁的文物工作者、原临潼文化馆馆长赵康民始终躲在幕后。在他看来，几个当年的打井农民对于“兵马俑发现权”的索要，“简直是一种滑稽”。
“我才是发现人，而且是唯一的。”赵康民对此显得底气十足。他认为，没有人会对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兵马俑的历史文物价值的人而提出非议，所以赵康民坚信自己才是兵马俑的真正发现人，因为《辞海》对于“发现”一词的定义是——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
“我像绣花一样复原了秦俑”
赵康民认为，上世纪70年代，9个打井农民只能说当初是看到了兵马俑，但并没有将其当一回事。
直到兵马俑被挖出45天后，这些被农民肆意处置的文物出现在临潼文化馆工作的赵康民眼前，他惊呆了，马上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碎片，同时去废品收购站把被农民卖掉的碎片作价收回。他又带领社员用铁筛子把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之后他让社员们把破碎瓦片装了满满3架子车，拉到文化馆。
赵康民把这些陶俑残体碎片作了初步整理，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便亲自到井旁扩大发掘。此后，赵康民整天在文化馆的文物修复室里忙碌，仔细清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像绣花似地进行拼对、粘接，先后修复出两件完好的武士陶俑。“在我的手里，粉身碎骨的陶俑就这样复原了。”赵康民自豪地说。
赵康民回忆，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在考察时看到修复的秦俑，曾对赵康民说：“你给国家立了大功。”赵康民说：“那是农民打井时发现的，让我碰上了。”谷牧副总理说：“不对，农民打井打出来了，他们不认识。你碰上了，认识了，你有功嘛。让我碰上了，我就不认识，我也就无功嘛。”
打井农民成为职业签名人
“对发现权索要的真正动机是利益的驱动。”赵康民认为，目前“秦俑热”一浪高过一浪，历久不衰，这也正是31年前原本不成问题的“发现权”在这几年却成了焦点的根本所在。
在这股“秦俑热”大潮中，在兵马俑博物馆开设旅游商店的一个年轻经理，想出了一个绝招吸引游客。他把当年打井时最早挖到陶俑的农民杨志发请到商店，作为“特邀嘉宾”，并私自刻制了一方“世界第八奇迹发现人”的印章，让杨志发专为顾客签名盖章售书。杨志发因此出了名，还曾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合影留念。
签名不是免费的，是有偿的。商店扣除利润后，杨志发每月能有上千元的收入。受到启发，兵马俑博物馆周围顿时出现了多名“兵马俑发现人”。赵康民告诉记者，高峰时在兵马俑博物馆周围，以“兵马俑发现人”名义签字售书的人有十几个。
打井农民誓为名分争到底
9名打井农民之一的杨新满承认他曾以发现人的名义签名，不过就在春节前他和另一名打井农民杨全义一起拒绝了签名邀请，“我们不想让别人说三道四，说我们是为了挣钱而索要发现人资格。”
杨新满对记者说，他挑头发起联名讨要“发现权”，是因为他忘不了几个已经去世的打井农民临死前的忠告：“新满，你一定给咱把名分争到手！没有名分，老让别人说咱闲话，咱谁都没脸面对世人啊！”
杨新满一直希望，省级文物部门能给他们颁发“兵马俑发现人”的证书，并贴上他们的照片盖上钢印。他还想，如果可能的话，在兵马俑博物馆内的1号坑前，将他们9个发现者的名字刻在上面。“否则，我们说自己是兵马俑的发现人总觉得不踏实。”杨新满说，“名分”已经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而陕西宝鸡发现青铜器的几位农民进京受奖，更引发了他们讨要“发现权”这一“名分”的热情。
在他们的要求遭到当地文物部门驳回后，已经告别“职业签名人”的几个打井农民并不就此认输，他们说，争取兵马俑发现人资格的努力不会因此而停止。
杨新满：“没有我们，能有这个世界奇迹吗？”
“早在旅游热潮还没有开始的1985年，我们几个发现人就要求权威部门给予‘发现人’资格的确认。”
杨新满告诉记者：“兵马俑博物馆在介绍兵马俑发现时，只模糊地说，1974年由农民打井时发现。为什么不提我们9个人的名字，这不公平，如果没有我们，能有这个震惊世界的奇迹吗？”
赵康民：“没有我的复原，秦俑就不是真正的发现。”
“他们都是借着‘兵马俑发现人’的名义在谋利，根本谈不上资格。他们当初都认识不到用泥巴烧制而成的瓦人碎片是宝贝，恰恰是我把收集到的破碎瓦片，经过拼对、修复，恢复了秦俑的原貌。这一创造性的劳动，是通过智力活动完成的，是真正的发现。”赵康民认为。晨报特派记者杜琛陕西报道
“秦俑”最早报道者有说法：兵马俑的发现应该是创造性的劳动
据见证这段历史，并用内参形式将兵马俑发现汇报给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原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回忆，31年前的1974年的春天，骊山脚下的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下河大队西杨生产队决定打一眼机井抗旱。
3月29日，杨志发、杨彦信、杨培彦、杨新满等9个农民轮流下井挖掘，陆续挖出大量瓦人残体碎片。4月25日，晏寨公社管水利建设的干部房树民前来检查工作，看到扔弃在土堆里的瓦人残体觉得奇怪。他下到井底，从井壁抠出半块砖，去掉泥土一看，发现同县文化馆里的秦砖一样。于是，房树民找到赵康民一起来到井旁，仔细察看了从井里挖上来的土堆，十分震惊。因为这里距离秦始皇陵有四五华里，在陵区保护范围之外，陶俑怎么会放到这么远的地方呢？赵康民觉得这些疑问需要研究，便统统收拢碎片集中保管。
就在赵康民修复这批陶俑的时候，当时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从北京返回陕西临潼探亲。一天，蔺安稳来到文化馆的文物修复室，见到赵康民修复好的陶俑，再听赵康民对其价值的阐述，禁不住为之一震，随即写了一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的内参，向中央报告秦俑的出土和秦始皇陵的破坏情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显然，秦俑的价值，是赵康民最早认识到的。在经过一番探索研究之后，他还给陶俑起了个‘秦代武士俑’的名字。我们现在所说的‘秦俑’一词，就是从‘秦代武士俑’演化而来。”蔺安稳告诉晨报记者。
这位当年的见证者也赞同发现是一种高智商的劳动，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得来的，属于“知识产权”。蔺安稳说：“若是打井的农民和水利队的人员都享有‘发现权’，那房树民，还有拉架子车送秦俑碎片的6名妇女，这些直接参与‘发现’的人也都应该享有‘发现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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