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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库恩在昨日广州购书中心的读者见面会上。 |
昨日，美国作家库恩所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简称《江泽民传》)在广州各大书店正式发行。据悉，这是内地首次翻译引进的江泽民传记，也是首部中英双语全球同步发行的中国领导人传记作品，其繁体中文版、韩文版和日文版也将于近期推出。而在昨天的正式首发日上，近万本《江泽民传》几乎被抢购一空。
库恩为什么要写《江泽民传》？他以怎样的身份来写这本书？一个外国人写中国领导人的传记会遇到些什么困难？……昨天下午，记者在广州购书中心对库恩进行了专访。
库恩拥有多重身份，他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库恩基金会董事长，既是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还是解剖学博士、作家、编辑、学者、慈善家，曾为中国国家部委科研机构的改革当顾问。历经4年半时间写就了《江泽民传》一书。书中，库恩不但详尽介绍了江泽民的人生经历，披露了诸如美国轰炸南联盟、南海撞机等若干重大事件外交斡旋的始末，同时还广泛涉及到江泽民的家庭生活、业余爱好等内容。
江泽民的经历是一种“媒介”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美国人，可能写一本《布什传》远比写《江泽民传》容易得多，您为什么舍易求难，选择写中国领导人的传记呢？
库恩：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为江先生而写这本书的。换句话说，我并不因对某个个人感兴趣，而去写某部传记，我也完全没必要这么做。“江泽民”只是我向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真实介绍中国的一个很好的“载体”，一种有效“媒介”。我要以江先生的人生经历，来反映整个中国20世纪的历史巨变。在书中，我没有把江泽民作为政治人物来写，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由他的从政，讲述到他的朋友、家庭，友情、亲情……
写书的真正动机：“对西方人误解中国感到愤怒”
记：您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要把您心中的中国介绍给西方？这似乎跟您的职业没有多大关系。
库恩：这要从1989年说起了。1989年，作为一个拥有科技学科教育背景的西方银行家，我应当时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为中国国家部委科研机构的改革当顾问。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被中国人那种积极向上，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热情感动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个国家。我惊讶于所看到的中国，与之前通过西方媒体介绍的落后、灰色的中国，完全不一样！
16年来，我每年都会到中国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但是每一次回国后，和我的朋友、邻居聊起天来才发现，受西方传媒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依然停留在50年前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度上。这使我感到非常愤怒。我要尽个人有限的能力，去向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记：您都做了哪些努力？
库恩：在写《江泽民传》之前，我已做了4个项目。一个是由我建立的库恩基金会，举办了“首届中美传媒高峰论坛”；之后在美国最大的公共电视网上制作、主持了系列节目《探索中国———来自中国的声音》，当中详实描述了生活在中国各个阶层的人物的生活。后来，我又把在该电视节目上未能播放的新闻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中国制造》。2000年，为配合江主席访美并在纽约度过千禧年，我们开展了中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外交———“2000中国文化美国行”。接下来，我将在由美国公共电视网和英国BBC共同制作的，投资400万美元的专题片《中国》中担任顾问。
记：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写《江泽民传》的想法？
库恩：2000年。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16年的“中国之旅”已使我很了解中国。但是那年的9月份，当我看到哥伦比亚电视网《60分钟》专访了江泽民后，我才知道其实我对中国的认识远远不够。
在电视采访中，江先生从他青年时代的抗日战争时期开始讲述，然后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如何承受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带来的苦难。再后来，改革开始了，关于改革的争执也开始了。1989年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江泽民后期的领导扭转了这个局面，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一部分……
当时我突然萌发了灵感———江先生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不就正好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变迁吗？于是我决定写《江泽民传》，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西方人能够赞赏中国所经历的各种历史转变，同时也明白了中国为什么要作这样或那样的决策。
没有采访过江泽民“因为想展现自己的见解”
记：冒昧地问一下，您见过江主席吗？是否曾与他有过交流？
库恩：我曾经3次见到江泽民本人，但和他没有过正面的交流。
记：您写的是江泽民的传记，为什么不亲自采访他本人呢？
库恩：我知道按照中国的国情，如果我在写书前对江主席提出采访要求，他一定会说“不”。其二，我写的并不是江泽民的自传，我是借他的人生，来展现我作为一个西方人，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见解，对中国是如何通过七八十年的历史走上现代化的见解。就算我能成功采访到他，在我的文章里，可能也会舍弃很多专访内容，因为我不希望他个人的观点左右到我的思想。所以我书中的资料，除了部分是通过大量查阅而归纳得来外，相当大部分都是从其他人的口中得到的第一手信息。
记：听说您为了写书，曾采访过100多人？
库恩：一开始我是拟了100个采访对象，不过因种种原因最后才采访到40人左右，幸亏那都是核心的专访对象，如和江主席私交甚笃的人，他的同学、同事，以及那些在各领域与其共事过的专业人士。
其中我还要特别感谢5个重要人物。他们是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先生，是他，向我率真地讲述了对江泽民早期和中期事业的理解，以及两人长达40多年的“师生情”；另一个是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女士，她向我介绍了江家的家庭经历；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前国务委员、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宋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
写书全靠自费将把一半版税捐给中国
记：很多人，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都质疑您写书的动机，他们怀疑作为一个西方的银行家，您为一个中国政治领袖写书，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
库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不会回避。我没有依靠任何的外援来完成这本书，我从没有收取任何政府给我的资助。每一次的旅行，每一项工作，都是我自己完成的。如果一些人有如此质疑，我可以说，我根本不必这么做，我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基金会，我不需要担心我的银行账户。我有广泛的人脉和渠道来经营我的事业。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是我认为真实可信的东西，我就要让他们成为一个世界上的标志，成为我的一笔遗产，这是我认为在世界上我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记：听说您将把书的版税捐给中国？
库恩：是的。今年4月份，我将把在中国获得的一半版税捐赠给中国希望工程、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我写书不是为了赚钱，再说一遍，我希望这本书的问世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是我的愿望。
受到西方媒体的抨击“我没有粉饰中国”
记：书出版后，是否曾遭到来自西方媒体的攻击？
库恩：是的。有西方评论家说，“我们要严肃对待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充满了资料和史实以及个人见解”。有很多人都不喜欢它，因为他们认为我把中国描绘得过于光明，把江主席描写得过于正面，他们说我的书粉饰了中国的很多问题，这令我十分生气。因为我没有去粉饰，我在本书中非常看重比如人均收入、政治体制、共产党改革以及媒体言论自由、城乡差距、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流动民工等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贯穿在这本书中。
10%敏感内容被删除“我表示理解”
记：听说您的书有些内容在出版前被删除了？能透露是些什么内容吗？
库恩：呵呵，坦白地说，确实有近10%的内容，因为涉及到中国敏感的政治话题、国情国策等，而被删除掉了。不过我对出版社的做法表示理解。但很抱歉，我不便公布被删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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