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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在过去是稀缺现象。因为，我国有几千年封建传统，官在上，民在下，而且“官官相护”，双方实力悬殊，“民不与官斗”的观点就根深蒂固地扎在民间。前些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影片在社会上所以能引起那么大反响，固然与它艺术表现比较精致有关，主要是由于它的内容挑战了“打死不告官”的陈旧观念，率先表达了老百姓在改革开放环境中越来越要求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心声。它对民权意识的张扬，正好触及了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关注点。
如今，随着社会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与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民告官”案件日益增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近日说，2004年1-11月，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即“民告官”案件达8、5万件，行政机关被判决败诉的超过百分之二十。
社会法治的标志，最重要的是政府要依法办事。行政机关进行各项工作，必须依法行政，不但不能像对秋菊家那样侵犯老百姓的人权财权，即使只是程序不合法，老百姓也可以提出行政诉讼。上海有家梅陇社区家政服务社，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它进行的2004年年检中被认为不合格，收回了它的证书。该社负责人杨先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部门在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据以处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并且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有要求听证、申请复议等权利。“可这些我什么都没得到。”于是，他以劳动部门没有遵守法定的程序行事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日，黄浦法院一审判决撤消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收回证书的行政行为。民胜了，官败了。它表明，依法行政是政府官员不可违反的行动准则，否则，懂得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已合法权益的老百姓，就会以此向法院控告官员的行政行为，法院也会以此撤消官员的行政行为。如今，“民告官”的现象不再稀缺，胜诉率也在提高，反映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可喜可贺。
当然，不能说现在的老百姓都敢告官了，不能说行政诉讼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了，人民群众受了委屈，受了不公正待遇，不敢告以及不会告、不愿告的情况仍然存在。有的虽然告了，其诉讼权也并未必能得到充分重视，难于顺利立案。因此，如何进一步保证老百姓的行政诉讼权，有理打得成官司，有理也打得赢官司，可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当中，对法院来说，要像肖扬院长所强调的那样，在民事诉讼中坚决贯彻当事人平等原则，把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行政机关的违法侵害作为行政审判的根本宗旨，坚决反对“官官相护”。这样做了，就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具体化为“法庭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从而有益于化解官民矛盾，协调官民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因此，一定要积极正确地对待“民告官”事件。
不过，这并非是说，“民告官”的案件越多越好，越多越显出法治的进步。民所以告官，属刁民无事生非的毕竟很少，主要是由于官员在依法行政上出了问题，损害了群众的权益。以执政为民为宗旨的政府官员，就要充分尊重群众的权益，竞竞业业地在为民利民上多下功夫，避免损民扰民的事发生。这样做了，“民告官”的由头少了，“民告官”的案件也就不会越来越来越多，而只会越来越少。这叫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赞赏“民告官”案件的增加，内中固然有表现民众法治意识增强的一面，但同时也反映了依法行政上的的缺陷不仅“不思悔改”，而且有所加剧。这既不符合我国政府工作的实际状况，更有违我国政府工作的发展趋势。政府工作是越来越依法行政，越来越走向法治，虽然不可避免地还会有错误和缺点，还会有“民告官”事情发生，但总的来说，“民告官”事件不会一直向上攀升，到了一定时候，它又会以抛物线形状下降，越来越少。这后一个少，是在法治基础上出现的少，有别于前一个不讲法治的少，它正显示了我们社会在法治途中的螺旋式上升。
再说，“民告官”，即使民是原告，最后赢了官司，也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秋菊经过几年的折腾，梅陇社区家政服务社也是周折颇多，他们打官司，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法律是正义的最后防线，倘若在这以前，能够通过行政的方式化解了矛盾，伸张了正义，那就不需要上“告”，麻烦法律尊神了。行政功能的不断强化，交流沟通的作用日益突现，也将使“民告官”案件由多而少。
总之，应辩证地看待“民告官”现象，当民需要“告”而不敢“告”时，该赞赏它多起来；当民敢“告”而不需要“告”时，该赞赏它少起来。这样的多与少，显示的都是法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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