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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病？
1979年，贵州省防疫站、中科院地化所到荷花村进行调查，发现当地8岁以上的人群氟斑牙患病率为100，氟骨症患病率高达77.6。
调查组对当地群众食用的粮食、生活用水及煤炭、土壤、岩石等进行氟含量检测，发现煤的氟含量为598mg/kg，土壤的氟含量为903mg/kg，而生活饮用水和新鲜粮食的氟含量都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内，当时得出结论，荷花村氟中毒是由燃煤引起。
“农村的粮食主要是玉米，秋天收玉米的时候，天气潮湿，为了避免发霉变质，人们都要用煤火烘干玉米。辣椒是主要调料，人们也用同样的方式烘干辣椒。农村都使用敞炉，这样粮食和人都直接暴露在含氟量极高的煤烟中。”王德顶说。经调查，当地经烘烤的玉米、辣椒等农作物的含氟量超过国家标准的几十倍甚至数百倍。
这和砷中毒一样。据中科院地化所的检测，兴仁县砷中毒流行区居室内空气含砷浓度要比中国的空气质量允许标准高出5-100倍，空气中的砷在被烘干的食物表面形成覆盖层并渗入食物，使得辣椒和玉米的砷浓度比普通食物要高出30-70倍。
艰难防治路
贫穷是和砷毒、氟毒一样严重的顽疾。贫穷的地区，人们居住条件差，健康意识差，所以更容易患上氟病砷病。现在人们已知道，这并不仅仅是个医疗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和
社会问题
对于砷中毒和氟中毒，政府曾做过免费医疗试验，效果都不好。这两种病，一旦得上就无法治愈，救助工作主要在预防。
要预防砷中毒、氟中毒，最简单最先要做的方式是烟囱出屋，避免人和粮食在高砷、高氟环境下直接暴露，于是改炉改灶的工作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
“我们在70年代发放了第一批炉子，作为试点，国家先后3次为荷花村进行了改良炉灶，改敞炉为回风炉。”织金县疾控中心主任张晓东说。
贵州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安冬介绍说，贵州省需要改良的炉灶有300万个。但是，每年疾控中心能够得到的用于改灶的经费只有二三十万元，而到目前为止，贵州省财政投入改灶的数量也就是5万户左右，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算的话，全省需要六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病区的改灶任务。如果要一次性完成全省300万户的改灶任务的话，需要拿出7.6亿的资金。
然而，即使是改好的炉灶也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回风炉在荷花村很多人家中成了摆设。
“回风炉不顶锅，只能做饭，不能煮猪食，还是敞炉好用。”村民们这样说。即使是使用回风炉的人家，回风炉也只是用来取暖做饭，煮猪食、烘粮食还是用敞炉。并且，回风炉一两年需要换一根烟囱，一根烟囱要100元，很多农民都不愿出这笔钱，烟囱坏了之后，回风炉也就成了敞炉。
单一的改炉灶也不是一个切实有效的方式。研究人员发现，改用回风炉后，室内空气的氟浓度确实大大降低，但干燥粮食的效率也降低了，延长了干燥所需的时间，结果是玉米和辣椒的氟污染没有得到同步的降低。这样虽然可以避免重度氟骨症的发生，但不能避免氟斑牙的流行。
在改良炉灶的前提下，改变燃料和食物结构才是有效的防治方式。
作为防治地方病的一项措施，政府关闭了当地的小煤窑。近年来，煤炭资源大省贵州煤炭供应出现紧张，煤价飞涨，织金、兴仁地方病流行地区的人们又开始使用当地的煤炭。
为改变氟中毒病区的燃料结构，政府曾为村民修建沼气槽，打算用沼气来代替煤。但沼气槽也基本上是摆设，要让沼气槽发生作用，一个家庭需要养6头猪2头牛，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的织金山区的村民来说，几乎是不能做到的。
自己家的玉米全部用来喂猪，购买大米作为主食，是防治氟污染的一个有效方式。但这对于荷花村以及其他受氟威胁的贫困地区，是很难做到的。荷花村主要种植玉米，以玉米为主食，多出来的玉米都卖不出去，因为人们都知道里面有氟。
贫穷是和砷毒、氟毒一样严重的顽疾。贫穷的地区，食物结构单一，房屋居住条件差，厨房和居室合为一体，健康意识差，所以更容易患上氟病砷病，而一旦患病，就会更加贫穷。现在人们已知道，砷毒和氟毒并不仅仅是个医疗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同样需要改变的还有生活习惯。记者曾问兴仁县疾控中心的朱爱华是否有砷中毒，朱在交乐乡当知青3年，与当地居民面临同样的生活环境。朱爱华笑笑说：“并不是用含砷的煤就一定会中毒，还要看营养状况和生活习惯。”相比于当地居民，朱爱华认为自己在这两方面都要好得多。“贵州农村，玉米、辣椒都是不洗的，如果吃之前像大米一样洗洗，情况也会好得多。”朱爱华说。
针对此，贵州制订了一个综合防治氟中毒的方案，即“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通过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为先导，以改炉改灶为主线，配套实施改厕、改水、修建沼气池、路面硬化、退耕还林还草、帮扶经济等措施，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在荷花村，处处看到“要想不得氟中毒，烟囱要出屋”的标语。“我们在全县的中小学开展氟中毒教育课，每周要有一二个课时，‘小手拉大手’，教育孩子，让孩子传输给父母。”张晓东说。
地方病考验政府
几十年过去了，对于氟中毒的认识和研究仍需要深化。“这是一件苦事，没有人愿意去做。”一位研究人员说
针对地方病患者的种种措施不易落实，深层次的问题更难完成。
上世纪90年代，曾有研究机构发明一种口服液，拿到织金来做实验，发现整体没有什么效果。对于砷中毒，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已经几次大规模发放过砷螯合剂DMSA和DMPS给当地居民。但是，驱砷治疗的疗效并不持久，改善症状的效果并不明显。
1979年联合调查组对织金荷花村的氟中毒检测后得出的结论是由燃煤引起，而最近中科院地化所的研究成果则称，织金县煤炭平均含氟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西南地区的氟中毒不是煤炭造成，而源自与煤炭搅拌在一起燃烧的粘土。
而早在1946年，英国一位传教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贵州的地方性氟中毒》，该文报告了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4例氟骨症患者尸骨的病理资料和134名儿童氟斑牙的资料。几十年过去了，对于氟中毒的认识和研究仍然需要深化。
“这是一件苦事，没有人愿意去做。”一位研究人员说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央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由一位政治局委员主持。各省也有相应的机构，由主管卫生工作的副省长负责。1986年把地方病办公机构设在卫生部，在卫生部内设置地方病司，之后地方病司降格为疾病控制司的地方病防治处，之后又在疾病控制司内的一个处内安排一个人管地防病工作，各省的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被撤销，归卫生厅内的一个处主管。而现在则是有疾控中心下面的一个部门在做工作。
疾控中心以前叫“防疫站”。“别的部门无法安排又必须安排的人，就到防疫站。”织金县疾控中心主任张晓东说得很坦白。
对于地方病如此严重的贵州，这种状况无法满足地方病防治的需要，一个协调各部门的全面领导的制度显得必要。我国已有传染病防治法和职业病防治法，但还没有地方病防治法，这导致地方病应当由谁管、怎样管，责任、权力、监督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非典’的流行证明，疾病的预防不是医疗卫生系统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问题。具体说，涉及地方病研究与防治的工作，如环境与疾病关系的研究，改炉改灶、换粮、生态移民、食盐加碘、煤炭管理、宣传教育都涉及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体系。”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在政协会上提交的一份提案中说，“从一定意义上说，能不能重视并做好地方病工作是对我们各级政府是不是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一个考验。”
“以前记者来采访我们都是不接待的。”黄建香说。因为病情暴露出来会影响贵州的形象，影响招商引资。近几年，人们欣慰地看到，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和务实。胡锦涛在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曾在有关地方病工作报告上批示：“抓好地方病防治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也和兴黔富民密切相关。要抓好这件事，关键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
2003年底，贵州省省长石秀诗要求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尽快制定全省地氟病防治工作规划，并积极争取国家对防治工作的支持，地氟病高发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要把地氟病的防治列入工作考核内容，明确防治目标和工作重点。
防治地方病被列为2005年贵州省政府要做的十件实事中的第八件，今年，中央拨了2400万元和12万炉灶给贵州用于防治地方病。“明后年砷中毒将得到彻底解决，根据规划，贵州在5到10年内将基本控制地氟病的流行。”贵州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安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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