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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应当怎样做？
李培林：国际经验教训和我国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
一要构建城乡结构的和谐。我国目前城乡之间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差距太大，这种差距在消费相对于收入的边际递减规律下，也影响到国内消费市场的发育。因此，应实施新世纪的减贫工程，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二要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中国区域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要在构建东部快速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新型区域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三要构建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贫富差距的加速扩大，致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有的还比较激烈。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的调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
四要构建就业结构的和谐。我国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仍高达49%，这对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因此要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并需要通过加大职业培训等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
五要构建人口代际结构的和谐。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我国人口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所以，要建立和完善重节约、广覆盖、有积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要注重加强代际之间价值观方面的整合和认同。
六是必须特别注意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要保持持续的增长，需要建立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
“期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突破”
记者：从过去的情况来看，我国在把握经济规律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则显得相对滞后。对于我们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您是否感到担心？
李培林：当前我们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形势困难、反腐败任务艰巨、价值观差异增加等社会问题，解决起来都有很大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是因为很多问题是长期积累的，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往往要牵涉多方面的复杂的利益关系。特别是有的地方和部门对这些方面存在的社会风险的认识不够，采取比较简单化的和急功近利的做法，更是令人担心。但相比之下，我更多的是信心。
记者：您的信心从何而来？
李培林：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的快速发展，以及举国上下对保持社会安定局面的共识，我想是解决矛盾的很重要的基础。
中国目前进入了又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人民群众也对中国在未来20年再创造新的发展奇迹充满期待。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才能继续通过改革开放减少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鼓励人们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富裕起来的同时，利用财政、税收、保障、福利和救助等工具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记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应该担负着什么责任？您怎样看待它的意义和前景？
李培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当然靠政府，但这也是事关每个人的事情。它不仅是政府的实践，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实践。十几亿人的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迁，会改变许多既有的规则和超越许多以往的经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实践开始了，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出现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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