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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一直散居在广袤乡间的自然村落中。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城市化浪潮中挥别农村故园，进入梦寐以求的城市。然而近年来，一种“农民并非一定要进入城市才能享受现代文明”的观念正在形成。
江苏张家港市的韩山村，3年前开始进行社区改造，使原本富裕的村庄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和过去杂乱无章的村貌不同，社区高标准的居住小区“韩山福地”园内，清波荡漾、满眼花草、赏心怡人。
“过去韩山村虽然离城区仅2公里，但城市生活对村民们来说却很遥远。”韩山社区办公室主任顾耀毅说，社区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改善了农民的居住环境，更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服务上。现在村民只要在家拨个电话，就能享受到水电维修、送水、送气、送花、送医、送报、送奶、送快餐等10多项全免费或补贴性的服务，村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也大多能在社区内解决。寂寥的乡村生活如今也变得丰富多彩，“社区中心广场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百人晨练、千人夜舞的热闹景象。”
与韩山村一样，如今浙江绍兴县的新未庄村也叫社区。政府统一规划兴建的471栋仿清代江南民居别墅，粉墙黛瓦。清晨，家家户户的厨房里热气腾腾，但屋顶却不见炊烟——过去的灶台都换成了煤气炉。楼上楼下，不少人家的电话次第响起，传递着订货送货的消息——村里多数农民在不远处的市场或企业中务工经商。“走，到城里的超市买东西去！”料理完家务的妇女们相互招呼着走向公交车站——开到家门口的公交车，让她们过起了“时尚生活”。
在长三角，像韩山、新未庄这样的农村新社区比比皆是。居住其中的农民，过着甚至让城里人眼红的新生活。
经过一二十年城市化浪潮的洗礼，长三角各地政府渐渐意识到，城市化不可能把所有农村都变成城市，也不可能把所有农民都迁到城市。只有在城市化的同时，让依旧留守在乡村的农民也就地过上“市民生活”，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说，从国际上看，由于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向城市过度汇集，产业污染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损害，城市犯罪的增加给社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直至给整个国民经济乃至国家都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发达国家在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这也是一个规律。
长三角所处的沪苏浙三地，目前人均GDP超过或接近3000美元。专家认为，到这个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逆城市化”就是其中之一。
“逆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原本“城市专享”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开始向农村延伸。2004年，浙江省全面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去年就有1000个示范村和4500个整治村动工建设，一举拆除旧房1647万平方米，建设新房1819万平方米。浙江近年来还在全省推开“让农民兄弟走上油路和水泥路”的“乡村康庄工程”，目前至少有1万多个行政村的上千万农民，像城里人一样出门就乘公交车。
在上海，郊区在全市的地位，近年来已从“一个增长点”“组成部分”提升到现在的“重要区域”。一批现代化基础设施向乡村伸展，中心城区商业、教育、医疗、文化、体育资源抢滩渗透，郊区居民不必再羡慕城里的生活。
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03年起，用3年时间投入200亿元，全面实施惠及农村千家万户的几件实事：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新一轮农村改水攻坚工程，用3年时间将农村人口饮用卫生水的覆盖面提高到95%以上；筹措资金2.3亿元，基本完成农村草危房改造任务；投资160亿元，建成农村公路4万公里。
浙江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多少年来公共财政都是重城市轻农村、亲工业疏农业，这事实上把农村和农民排除在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者之外，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补上了这必要的一课。据江苏省统计，从1989年到2003年14年间，财政支农支出由每年8.45亿元增加到76.3亿元，增长了8倍，年均递增17%。特别是2003年，实际支出数比上年增长27.7%，比全省财政一般性预算实际支出增幅高7.4个百分点。
“逆城市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城市市民专享的福利制度开始覆盖农村。据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介绍，浙江在最低生活保障和孤寡老人集中供养上率先突破城乡分割，覆盖到农村，并同时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两项制度。到去年底，全省有51.4万农民享受低保金，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达81.8%。另外，全省已有71个县(市、区)的1800万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50多个市、县(市、区)建立了医疗救助制度，已救助5.2万人。
中国小城镇发展研究院院长庄金锋在首届长江三角洲城乡一体化论坛上指出，城市和农村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区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城乡一体化应在保留城乡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创造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营造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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