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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9日，本报就全国政协委员马介璋提出的“纳深入港”这一建议进行了连续报道，引发广泛关注。昨天，本报记者调查了在深港人目前的生存状态及他们面临的困境，从民间的角度折射出深港合作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此外还请来南北两位专家对深港合作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
皇岗口岸24小时通关，被喻为深港合作破冰之时。2004年6月，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市长李鸿忠率团访港，深港签订了“1＋8合作协议”，对深港合作模式“翻新”具有里程碑意义。
深港合作的模式将如何发展，以什么方式合作？深圳学界的态度是：无论学术界、民间、企业界，还是政府，都仍可深入探索。从深港“双子城”到深港一体化，从深港“大自由贸易区”到共同市场，两地在经济社会往来的深入，已经促使双方政府在合作机制上进行探索。
深港“1＋8合作协议”在旅游、科技、提高通关效率等方面为深港一体化朝着共同市场方向迈进搭建了合作之“桥”。要实现共同市场目标，目前深港两地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自由流通方面仍存在困境。
对话人：魏后凯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深港合作模式应抛弃前店后厂
双方可以考虑在某个产业上进行联合开发
受空间限制，香港未来发展何去何从？昨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后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应认清自己国际管理控制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触角”更多伸向内陆腹地，而不应只是寻求区域的扩大。魏后凯认为，目前香港人在对中央优惠政策上面过于依赖，将成为香港今后发展的一大掣肘。
香港的发展应以珠三角为支撑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纳深入港”的建议，理由是进一步扩大香港的发展空间，您觉得可行性有多大？
魏后凯(以下简称魏)：没有可行性！从经济融合上来看，深圳和香港可以组成一个大的经济圈，但不能因为这些经济的因素，而改变行政区划。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把广州和珠海也给纳入进去呢？香港的今后发展空间，其实应该以珠三角地区为支撑点。CEPA之后，深港合作的变化很快，合作的范围也早已突破两地之间的概念，已经不再趋向于深港之间合作，而是整个泛珠三角地区之间的合作。
可争取中央政策但别过分依赖
记：您觉得香港方面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魏：应该说，香港方面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不仅仅在深圳，而是整个珠三角地区。CEPA实施之后，随着关税的下降，香港在服务业等方面，还应该更多地向珠三角地区甚至更远的内地发展。
香港的发展不能过多依靠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内地的支持。哪一个地方政府都想争取中央的优惠政策，在美国的各个州也是这样。个人觉得，中央对香港发展的支持是应该的，因为它体制特殊。从目前的一些发展迹象和舆论来看，这种过分依赖中央优惠政策的思想在香港较为普遍。
当然，香港的发展也有一些制度上的优势。一方面，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关税较低；另一方面，国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也会更多给予香港一些优惠政策。
香港应该成为南中国地区龙头
记：不依靠中央政策，您认为香港凭借现有的基础，在哪些方面还可以有更多合作空间？
魏：从未来的定位来看，香港应该是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是南中国地区的龙头，与中部的上海形成两个中心。
香港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一是香港定位为国际管理控制中心，中国可以有两到三个这样的中心。由于国际性跨国公司聚集香港，决策权都在总部，掌握整个经济命脉；二是最高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中国地域广阔，不能只是一个中心，而应该是多中心；三是香港应该是现代物流和现代第三产业发展很重要的区域，集装箱在国际上发展很快，香港可以与深圳，甚至与广州组合起来，与珠三角地区进行更多合作，另外科技、教育、研发中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等多个方面都是香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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