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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意大利《宣言报》报道，意大利女记者斯格雷纳在一篇名为《我的真相》的报道中讲述了她被绑架和获释的整个经过。文章如下：
我仍被蒙在鼓里。星期五(3月4日)是我生命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天。我已被关押多日了。我刚同我的绑架者交谈过。他们多日之前就说我将被释放。我正在等待这一时刻。他们正在谈论有关“移交”事宜。
我已学会通过观察两名看守来了解事态进展。他们每天都在看管着我，其中的一个对我很照顾。他总是看起来特别高兴。我故意问他他是为我的离去还是为我继续留在这里而感到高兴。他第一次告诉我：“我只知道你会被释放，但不知道何时”。我感到震惊和兴奋。两名看守走进我的房间，开始安慰我，并且开玩笑说：“祝贺你，他们说你将前往罗马。”这表明确实有新的事情要发生。罗马，他们真的是说罗马。
我开始感到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因为罗马这个词使我想起了自由，但也带来了巨大的空虚感。我意识到这是我被绑架事件中最艰难的时刻。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已经“确定地”发生了，现在我开始感到一种不确定的巨大空虚感。
我换了衣服。他们返回了我的房间，告诉我：“我们将带你出去，不要发出任何你跟我们在一起的信号，否则美国人会干涉的。”这是最快乐和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我们碰上美军，那么可能会发生交火事件。我的绑架者已作好了准备，他们会向美军还击的。
他们蒙上了我的眼睛。对于这点我已经习惯了。外面在发生什么？我只知道巴格达在下雨。小车是在泥泞地带行进。车上有一名司机和两名绑架者。我突然听到一架直升机正在我们汽车附近作低空盘旋。“保持安静，他们会来找你的。他们会在十分钟内来到这里。”他们总是在讲阿拉伯语，但也加杂着一点法语和许多蹩脚的英语。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是这样说。
然后他们就走出了小车。我仍处于不能活动和失明的状态。我的眼睛被棉绷带蒙着。我还带着太阳镜。我坐在车中一动不动，心里盘算着该作什么，还有多少秒才能获得自由。
就在我开始默默计算时间时，我听到一个很友善的声音说到：“斯格雷纳，斯格雷纳，我是尼古拉。不要担心。我已和波罗(《宣言报》总编辑)通过话。保持安静，你自由了。”他们取下了我的棉绷带和黑眼镜。我感觉到心情开始放松，不是为了刚刚发生的一切，而是为了“尼古拉”这句话。他不停在说着话，你都不能制止他。他说了一堆友善的话和玩笑。我终于觉得整个身体都开始放松。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这种感觉了。
车子继续在路上行驶，经过了一个满是水坑的地下通道。我们都笑出声来。这是在获得自由的时刻。尼古拉·卡利帕里坐在我的旁边。司机两次给使馆打了电话，他用意大利语告诉使馆我们正在驶往机场。我知道机场有美军重兵把守。他们告诉我离机场已不到一公里了。然后，我只记得猛烈的火力了。子弹像暴雨一样倾泄在我们的车上，永远吞没了数分钟前还兴高彩烈的声音。
司机开始大声喊道：“我们是意大利人、我们是意大利人。”卡利帕里用身体掩护了我，我立刻听到了他发出的最后一声呼吸声。我重复一次，是立刻。我肯定感到身体的疼痛。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那时想起了绑架者对我所说的话。他们说他们将尽全力来使我获得释放，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他们说：“美国人不想让你回去。”当他们告诉我这些话时，我认为这些话是多余的，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
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天。我被绑架以来的数个月可能永久改变了我的生命。一个月来，我都是独自一人度过。绑架者总是在嘲笑我的工作。他们有时拿我开玩笑，他们有时甚至问我为什么要离去。他们还要我留在伊拉克。他们很重视人际关系。他们使我思考被我经常放在一边的优先事务。他们所指的人际关系是指家庭。
他们会说：“向你的丈夫求助吧。”我在第一盘录像带中说过：“我的生活已发生了改变。”一位被绑架的伊拉克工程师告诉我“我的生活已跟过去不一样了”，当时我还不理解他的话。现在我知道他这番话的意思了。因为我也经历了真相的残酷、探求真相的艰难和那些想寻求真相的人的脆弱性。”
在我被绑架的初期，我没有流一滴泪。我只是感到愤怒。我向当着绑架者的面说：“你们为什么绑架我？我是反对战争的。”当时，我的绑架者会说：“是的，因为你对人们进行了采访，我们永远不会绑架一名呆在宾馆里的女记者。你说你反对战争可能是你为保护自己的一种假象。”我对此的回答则是：“绑架像我这样弱小的女人很容易，你们为什么不试图绑架美军士兵。”我坚持说，他们不能要求意大利政府撤出驻伊拉克的意大利军队。他们的政治对话者不应当是意大利政府，而应当是过去和现在都反对战争的意大利民众。”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强烈的希望和巨大的忧郁在我的脑海中上不停交织。在我被绑架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的绑架者在巴格达的一个房间里让我观看《欧洲新闻》的新闻报道。我看到我的一幅巨幅照片悬挂在罗马市政厅。我感到如释重负。随后圣战组织宣布如果意大利不撤军就处决我，我感到很惊恐，但我很快就这一声明的发布者并不是我的绑架者。我不需要去相信这些声明。它们只是为了“挑衅”。我经常问我的一名绑架者：“告诉我真相。你想杀死我吗？”
我和我的绑架者有许多沟通的机会。他们会说：“来看电视上的一部电影。”一位清教派回教徒会来照顾我的生活。不过，我的绑架者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徒。他们总是在不停地祈祷。但是就在我获释的那个星期五，那位看上去最虔诚、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来祈祷的绑架者与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贺。这对于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行为。他说：“如果你老老实实，你将很快离开这里。”
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件。当电视上播出欧洲大城市都张贴了我和托蒂的巨幅画像的镜头，我的两名看守中的一名感到很意外。他称自己是罗马足球队的一名球迷。他对他最喜爱的足球队员穿着标有“释放斯格雷纳”的运动服感到很震惊。
我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封闭空间里。我发现自己很虚弱。我已失去了我的确定性：我们得报道这场肮脏战争。我要么呆在宾馆里，要么因为我的工作而被绑架。
我的绑架者告诉我，他们不想再让任何人卷入这场战争。但是我想用难民的话来讲述费卢杰的血腥事件。那天早上难民不愿接受我的采访。他们对我说：“我们不想要任何人。为什么你不呆在你的家里？这个采访能帮我们什么忙？
这场战争最糟糕的后果降落在我的身上。对于我来说，我已为冒了一切风险。我不顾意大利政府禁止记者前往伊拉克采访的禁令，我也没有理会那些不想让我们目击战争给伊拉克社会造成实际后果的美国人。现在我问自己。他们的阻挠是否已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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