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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实现了一个村庄的和谐
由于封建思想比较严重，村里新成立的文艺队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一开始，部分村民骂文艺队员是妖精，搞歪门邪道，说演出是为了混吃混喝拿工资。部分演员的家属也不支持，个别丈夫还对参加文艺队的妻子进行打骂和威胁。尽管没有任何报酬，甚至排练时饭都没有吃的，但文艺队员还是在志愿者的鼓励下一直坚持着，而且节目质量越来越高。与白亚丽他们预期的一样，文艺队的成立对推动乡村建设非常有用，凝聚了人心，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高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多了，群众文化生活丰富了。
白亚丽他们又帮助村里成立了老年人协会和妇女协会。老年协会成立以来，每季度召开老年人生活会，除了在老年活动室一起读书看报，下棋玩牌外，老年人还被负责人组织起来交流一些如何改善与子女关系，如何化解家庭纠纷的内容，并进行自我反省。除此之外，协助村委会调解村里各种纠纷也是老年协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今，涉及到老年人的纠纷，当事人都不找村委会了，直接找到老年协会的领导班子。妇女协会除了协助村两委搞好计划生育工作外，还组织学习一些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妇女保健知识等。因为男人们大多出外打工，重体力活一个人做实在困难，妇女们又养成了互帮互助的习惯。妇女协会也承担着一部分调解家庭纠纷的事务，参与乡村图书室的管理。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了家门，参与到村里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服务中来。
她感动了中国总理
2004年6月5日，白亚丽写成了《在我生命中的这四个月》，说出自己的一些感想：虽然现在全国有一百多所学校的社团参与支农，而大家却在种种客观和主观的理由支撑下蜻蜓点水般的”一闪而过，留下的只有默默做着的少数人，有时真希望我和一些支农同志的呐喊不再孤独，希望有一天所有的大学生都以支农为新潮。
在这篇近两千字的文章中，白亚丽讲述了自己的休学支农的快乐、痛苦以及困惑。文章在几家网站论坛上贴出后，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随后，几位支农调研大学生就此问题给温家宝总理写信，表达自己向白亚丽学习、为农民服务的决心：
总理，大学生支农志愿者白亚丽同学最近在网上发表的一封信，让我们无法沉默。我们给您写这封信，是想向您表达我们的志愿、汇报我们这几年的支农行动，我们想让您知道，有这么多的大学生已经走出围墙，在实践中求真知，围绕您提出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摇旗呐喊并付诸行动，我们用自己到农村去的实际行动，坚决地回应着党中央的召唤……我们的支农队员们那么辛苦的奔波，却经常会成为某些同学取笑的对象，有时甚至受到个别趋炎附势干部的排斥……这不仅仅是发出呼声的白亚丽的困惑，其实也是我们所有支农大学生们的困惑。我们深信，三农问题仅仅用钱是解决不了的，非得首先解决农村的精神贫困不可。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执著的精神与强烈的责任感来感动我们的农民，让九亿农民振作起来，生长出精神，和党中央一起，愚公移山……”
2004年7月，温家宝给支农学生回信表示，“你们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希望你们把这项光荣而有意义的活动坚持下去。”
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志愿队负责人刘老石告诉记者，高校支农社团已经成为关注“三农”问题的新生力量。在三年多时间里，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并逐步深化。他们的许多报告结集出版，有些报告经过专家处理被送到有关部门成了政策依据，促进了“三农”问题的改善。
她感动了同岁男大学生
2005年2月28日，休学期满的白亚丽返校。“为了不让白亚丽同学掉队，我们会尽可能调整教学计划少修课程”。3月11日上午，天津科技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院长杨世凤告诉记者，他们为有白亚丽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感到高兴，学院非常支持学生到农村实践，了解农民疾苦激发学习热情。但是，大学课程具有连续性，在学习期间突然中断学业，会带来一定的学习压力，白亚丽的做法值得商榷。
“很多人问我会不会一生都要关注农村，我认为，一个人的追求与一个人的工作是有区别的。可能我会一辈子都关注农村，但并不一定非要做这个工作。至于是考研或是毕业继续后继续下乡要看环境，一切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白亚丽这样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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