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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跨国智囊们正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敏感问题，并准备把结论呈报给各国的领导人
东亚一些国家正因为历史和现实问题而怒目相向，“战火”“阴云”密布，而上海，细雨和艳阳交错的春天，显得平和。
在景象鲜明的东方明珠塔附近，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正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敏感问题，并准备把结论，呈报给各国的领导人。
4月1日，来自东亚和东盟的50位专家刮起了一场“头脑风暴”──参加“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金融合作会议。这个会议，仅仅是整个NEAT系列活动的一个部分，其余将陆续展开，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中的许多“尖端问题”。
显然,会议给人以特别的印象。在“政冷”使得一些国家的高层互访变得似乎遥遥无期时,在冰层之下,却有特别的力量,为各国领导人进行思想共享搭建着新的平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屠启宇说，许多人不知道，除了政府之外，解决东亚问题还有“第二轨道”(以下简称“二轨”)，它很活跃。
“二轨”还不完全是通常人们理解中的“民间交流”。一般的民间交流,不一定带有政府背景“NEAT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第二轨道机制,既是由来自学术界、而同时又和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人士参加的一种机制。”东亚思想库网络中国国家协调员、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东亚有很多思想库，但NEAT是惟一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供智力支持的一个平台。
他介绍，NEAT通过工作组会议作出有关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政策性建议给东亚“10＋3”领导人会议参考，比如这次上海会议的报告就会先提供给今年8月东京年会，然后再提供给领导人会议。
会议报告属于机密
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5楼长江厅。《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进去的时候差点走错了路，因为同时在那层楼还有一个新西兰投资咨询会，里面老外很多。
相比新西兰会议的金发碧眼，东亚思想库网络金融合作会议都是东方黄色面孔，韩国人、日本人、印尼人、越南人等夹杂在中国人中，根本分不清。好在他们各自的桌子上，都有名字和国籍。
会场不是特别大，但是感觉很舒适。所有的桌子都按照圆形排成了四圈，其中最外一层是媒体，最中心的一层是与会的重要人士，比如主办方中国外交学院的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以及各国嘉宾，再往外就是来自上海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专家。
这样的安排和布置似乎就是让大家围着“圆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这介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外交场合之间，也没有设立主席台，也没有嘉宾室。
会议中间的休息时间很短，只有5分钟。除了矿泉水外，没有茶点、咖啡等饮料提供。
与会的外国来宾大多来自一些和本国政府关系密切,或者是本国政府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比如老挝外交学院、泰国财政部财政政策研究所等,当然还有纯粹就是官方背景的,比如缅甸就派出该国外交部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一位副秘书与会。
而像日本国际货币事务所研究员经济研究部主任、印度尼西亚东亚合作研究中心主任、韩国三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等，其建议都有可能对国家领导人的决心产生影响。
虽然是作为由学者为主参加的研讨会，但同样也有一些东盟国家驻上海的总领事、副领事出席，只不过他们和记者一样，属于听众。
由于提交的报告属于机密，所以除了开幕式外，其他的会议均不让媒体参加。但主题还是向媒体作了透露。与会各国专家表示:应尽快启动东亚地区各国间的汇率合作机制，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从而规避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吴建民指出，东亚国家外汇储备数量庞大，2004年已经接近2.3万亿美元，而2000年还只是1.02万亿美元。
但目前很多东亚发展中国家都把外汇储备放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出现了较大的损失。“亚洲人说，我们的钱应该有更好的使用办法。”
吴建民说，这次会议的报告将为2005年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由东亚各国首脑出席的第一次“东亚峰会”提供政策建议和参考。
虽然是讨论金融问题，但是，在会场之外，金融专家们也关心着目前发生在中日、韩日之间的种种争议，对政治问题可能对经济形带来不确定影响而深表忧虑。
能做官方不便做的事情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人士几乎都对“二轨”的作用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和认同。作为非官方渠道,“二轨”方式比较灵活、广泛,常能够做官方不便做的事情,起到官方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它又可以避免纯民间交往中或会出现的偏执情绪。
例如，亚太地区的第二轨道就可以为敏感问题的对话提供一个场所和机会，在南海问题上、反恐问题上都是首先在第二轨道对话会议上进行讨论和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拿到官方场合认可的。
同时，加强第二轨道的合作和交流有利于培养各国合作的良好习惯。正如《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中所说，“从长远目标来看，第二轨道的活动，可以在参与者之间创造一种共同体意识。”
通过参与第二轨道交流,各国学者和精英阶层之间无疑培养出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孙哲教授认为,“二轨”最大的作用不仅在于其作出的报告会对政府出台政策产生影响,而且在于双方对彼此观念的塑造和私交的深入建立。
同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看来，从事“二轨”的主体虽然是民间、个人，但影响力会在整个国家、民族的广阔视野里发挥作用。“一个研究日本的学者，在电视上发表自己对于中日关系的观点和看法，他影响的受众可能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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