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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流于地下的事件进程同我们认识它们的能力之间总是有巨大的差距。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在2003和2004年的冬天以“天鹅绒革命”的不流血方式先后发生后，吉尔吉斯的春天迎来的却是一场类似骚乱的国内政变。不过，对西方媒体来说，尽管出现了一些人员伤亡以及暴乱和抢劫这样的事件，吉尔吉斯发生的事仍然可以让新保守主义者在他们“民主革命”的光荣簿上再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而“颜色革命”的“民主效应”也确实在继续：3月25日在吉尔吉斯现政权被反对派成功赶下台后，在白俄罗斯这个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为“欧洲最独裁的国家”也发生了反政府的示威活动；一向深居亚欧大陆中心而在国际关系中默默无闻的蒙古也因为邻国吉尔吉斯的“民主效应”走进了世界政治的中心视线。乌兰巴托数千名牧民在吉尔吉斯政变的当天聚集在政府大楼前向现政权提出扩大民主、惩治腐败和审判涉嫌贪污的前总理的要求，并决定在4月7日在乌兰巴托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而在莫斯科，在野党“苹果党”则在吉尔吉斯政变的第二天组织大批弱势群体成员抗议弗拉德科夫政府提出的取消福利住房的改革。
中国官方对吉尔吉斯此次政权变更的态度引人注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都在事变当天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中方重视吉尔吉斯政治变动的原因除了吉尔吉斯是中方一直努力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外，还有自己切身的利益关注，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吉国暴乱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此外，吉尔吉斯南部暴乱的几个州与中国的边境非常接近，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已经关闭了与吉尔吉斯的绝大部分边界口岸，并加强了中吉边境的安全守卫。
这些因素还只是部分解释了中国此次前所未有地重视吉尔吉斯政权变动的原因，事实上，从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起，中国许多国际观察家就对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格局下的这种国际关系的新“导火索”似的促动因素予以密切关注。“颜色革命”发展到今天，尤其以吉尔吉斯的这次以政治暴乱结束的政权变动为标志，已经对整个国际政治提出了重要的拷问。
拷问之一：美国允许俄罗斯扮演何种角色
“颜色革命”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革命发生地的传统强国俄罗斯。前苏联的构成以四个集团为主，“斯拉夫核心”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和“斯拉夫核心”一样是创始国的高加索三国，之后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的中亚五国以及二战前通过战争而被并入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摩尔多瓦。苏联解体14年后，这四个集团都出现了以反俄为导向的“本地化革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苏联解体之初就成功地获得了独立并在后来加入北约；格鲁吉亚在2003年首创“天鹅绒革命”后公开倒向美国；尤先科在领导基辅“橙色革命”胜利后也宣布乌克兰将不再是“小俄罗斯”，而是未来的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而吉尔吉斯，尽管新政权内部的权力分配现在还错综复杂，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对外政策立场，但阿卡耶夫，这位被推翻的前总统被俄罗斯收留，已经决定了吉尔吉斯新政权对俄国难以消去的敌意。这样，俄罗斯从前苏联手里接过的战略缓冲空间现在已变得千疮百孔，北面，东面，现在又是南面，俄罗斯的安全环境已经处于历史上一个非常不利的时期。
从前苏联崛起于欧亚大陆起，俄(苏)美关系的核心就是美国允许俄罗斯(苏联)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前苏联一度谋求在各个领域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地位，但苏联的崩溃彻底结束了俄国的这一梦想。新的俄美关系的核心是美国对俄罗斯大国地位何种程度的认可和俄罗斯对自己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复兴的定义。俄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一度成为俄罗斯世界大国荣耀的最后闪光，叶利钦在作出许多让步后终于获得美国在核领域对俄罗斯战略合作伙伴地位的继续承认。俄罗斯的许多战略分析家也都认为，正是这一条约构成了冷战后新的世界安全构架的基础，因此也决定了美俄关系仍然是冷战后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但普京上台后，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的复兴至少需要一个30～50年的长时段，因此，俄罗斯主动进行了大范围的战略收缩，撤回了在独联体以外的全部海外力量。俄罗斯现在更现实的目标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地区性强国，换句话说，就是以俄美的这种战略领域的合作为基轴，成为美国的地区代理人。但美国在完成核领域的基础布局后，似乎并不认为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担当起地区代理人的角色来。北约在中东欧的东扩和美军在中亚的进入，已经充分表明了美国对这些地区安全保障的立场和态度。
对俄罗斯来说，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独联体，它最需要的都是一个没有美国这样强大的外部力量的地区性安全体系，鉴于俄国的地缘地位和军事实力，它在这样一种地区性安全机制中的主导地位是无人能够撼动的。但美国在二战后历史性地介入了西欧，使得俄国建构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设想彻底成为泡影。而冷战后俄罗斯自身实力和地区控制力的急剧衰落造成其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真空地带，而这一次扮演填补这一真空地带强权角色的则成为来自另一个大陆的美国。以北约东扩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历史性地进入中亚为起点，19世纪著名的英俄欧亚大角逐以新的形势和面目出现在21世纪，俄罗斯又一次在它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向都面对发起强力挑战的同一个对手，这对俄罗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渗透和挤压，以及对该地区影响力的建立(之所以用影响力，是因为现在谈美国的控制权还为时过早，毕竟这将是一个有一定时间长度的历史过程，不过从目前的力量发展态势来看，这一历史过程似乎无法改变)，实际上也是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从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缓慢和艰难的退回过程，它体现的是地缘政治真空地带出现后国际强权对其本能的填补的国际政治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国际政治观察家提出的“第二次冷战”的概念与曾经上演过的冷战实际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它更多体现的是美俄地区利益的冲突，并不具有全球性质。如前所述，俄美在战略领域已达成的安排仍然是双边关系的基础。这也决定了俄罗斯在“颜色革命”爆发时的反应限度。
拷问之二：单极扩张下地区自治机制如何因应？
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最大特征是美国的单极主导，这种主导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都强烈地体现出来。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美国从一个偏居美洲一隅的地区性国家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历程上有关键推动作用的五次重要战争：首先是美西战争，西奥多罗斯福代表了美国最初的扩张主义，并为其美洲半球体系奠定了基础；威尔逊在一战后以“十四点计划”首次表明了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意愿和决心；罗斯福时代通过二战和雅尔塔体制，完成了英美霸权的禅让和双方世界领导者角色的转变；50年冷战，美国则凭借其综合实力在同苏联的超级大国模式竞争中胜出，美国模式和影响力也扩展至全球；冷战结束后美国日益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越来越变得美国化，美国的软性权力产品——普世文化、市场模式、政治价值观，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911”后布什重树单边主义的旗帜和对世界事务全方位的军事介入，表明美国已开始以绝对的“硬权力”巩固和扩大其在世界各个地区的主导能力。
吉国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照例派出一名副发言人撇清美国与此的干系，但国务院的最高领导赖斯却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宣称，吉国事变“还只是一个开始”，美国希望看到“更广泛的民主”。而在此前刚刚公布的美国新国家防务战略中，五角大楼也要求海外美军加强对外国军队的协助和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并邀请一些国家一起参加美国国防部的防务评估，而这些国家从来都不是美国的盟国。德国《明镜》周刊指出，随着美国对外战略中扩张主义的兴盛和国内政治中新保守主义的全面掌权，美国单极扩张从软性扩张向硬性扩张转变的趋势已变得越来越公开化，而新一轮扩张中最关键的地区就是被称为“世界岛”的欧亚大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签署的一份机密级参考文件中，列出了4个美国未来安全战略的“核心”方向，其中之一就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的选择进行影响。尽管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颜色革命”也是施加这种影响的手段之一，但“颜色革命”正是在美国对欧亚大陆全面扩张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美国的主攻对象是俄罗斯，其手段是北约功能上的强化和组织上的东扩，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成为美国用来制约俄罗斯的新“前进基地系统”。在欧亚大陆的东端，美国的主攻对象是中国，其手段是美日安保条约，台湾问题则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最主要棋子。在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亚，美国通过打反恐战争和建立军事基地不断楔入，全力组织中俄在该地区的战略联系和合作。这次吉尔吉斯发生的政治变动也表明，中俄在中亚的联合阵线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漏洞。此次吉国政治动乱的中心地比什凯克，即是上海合作组织反恐中心的所在地，这足以给这个本地区最主要的地区协作机制敲响警钟。地区大国如何应对和保障本地区的安全？在单极以民主价值观名义软性扩张时，地区主要统治集团如何确保他们对本地区的政治控制能力和政权的合法性？在军盟的形式很难被接受的情况下，地区合作机制如何在体制和制度上有所创新，从而以某种集体安全的方式保持本地区“稳定的自治”？吉国事变引出的这些问题，对上海合作组织在功能设定和体制建设上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拷问之三：现代政治环境下如何建立稳定的民主政制
“人们从来不希望革命发生在自己身上，但都希望发生在儿孙身上。”“颜色革命”的发生除了外部因素的诱导之外，还同时与前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政治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的权力更替和这些地区反俄独立运动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时间上紧密地契合在一起。
英国《独立报》认为，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的这一系列“颜色革命”，是一次席卷东欧中亚和俄罗斯等前苏联势力范围的“民主化”浪潮，是苏联解体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二次革命”。《纽约时报》指出，这场“民主革命”是民族国家继二战前后追求国家独立，70年代追寻国际经济新秩序之后的第三次民族解放运动。其地域为前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其导向为新型的“民主价值观”下的政治体制的解放。两种说法都凸现了政治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下，社会变革之快使旧的国家机构无力适应现状的新历史现实。
从前南斯拉夫到今天的吉尔吉斯，这些政治动荡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曾经被纳入苏联的冷战体系而长期与世界经济体系相隔离，从而导致他们在70年代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国际化的历史趋势前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极大地拉大了本民族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距离。这种落后突出地表现在这些新生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身上，从米洛舍维奇、谢瓦尔德纳泽，再到库奇马和阿卡耶夫，他们不仅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格格不入，而且在观念和思维上也远远不适合现代大众政治的要求。尽管在冷战结束后，他们迅速接过“民主”的旗号对各自的统治进行了粉饰和修改，但只是换汤不换药。寡头政治、裙带关系、家族政治这些威权政治的衍生品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反而有了进一步的生长。此外，苏联解体一度导致这些前附属国发生剧烈的社会转型，原先起社会维系作用的传统道德观念、习俗和组织体制无可挽回地被削弱和毁坏，大众心理严重不适甚至强烈动荡，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凭借其广泛的认同感，给这些新生民族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而“促成一种民族主义产生的往往是对另一种民族主义的敌视”，这些具有前苏联背景的领导人因此很自然地就成为了迅猛发展起来的反俄民族主义的攻击对象，被指责是老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在本民族的代理人。
政治体制的落后，前苏联遗留下的难以抹去的俄罗斯印记，使这些老一辈的政治领导人在面对西方民主化浪潮带来的震荡性效应时，很难作出有力的回击。他们既无力为底层民众提供物质上的实利，又不能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受到冲击。这也导致在这些国家每一次正常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比如议会和总统选举，都成为了新的政治动乱的导火索，而由此带来的争夺新权力的政治斗争和体制的重新塑造无一不给所在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1969年，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布恰克在致当时的苏联总理柯西金的信中说道：“对付西方民主的最好办法是比他们更加民主。”然而，苏联体制在彼时已经病入膏肓，索尔布恰克的建议在勃列日涅夫追求稳定的漫长统治下只能是空谷回音，柯西金本人主导的经济改革也半途而废，从而丧失了20世纪历史变革带给前苏联阵营的最后一次机遇。30多年过去了，“颜色革命”再次让一批新的旧政权体制的维护者们以一种很不体面的方式退出了政治舞台，他们的政治失败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民主；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只有市场。新的政权继承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终于走上前台，但愿他们能顺应这样的历史潮流，建立起新的民主的、稳定的政治体制。
吉尔吉斯的革命最后演变为政治动乱，一定程度上也让其他跃跃欲试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认识到，“颜色革命”并非总是如想象中一样按照设定好的规则平稳进行，西方的“民主”游戏也不总是喊喊口号那样轻松。现代大众政治和选举动员带来的民众热情的巨大爆发，即使是在政治体制非常成熟的国家也都难免给社会的和谐带来伤害，更何况在这些经济基础还非常落后，而政治上则趋于激进的晚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颜色革命”爆发后，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族和社会的分裂，这已经给其他国家类似的政治变动发出了警告。
导致“颜色革命”发生的具体因素多种多样，只有将其放到美俄关系、美国单极机遇期下的新一轮扩张和新独立民族国家因应现代大众政治历史趋势的政治解放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予以多方位的审视，才能对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把握。“颜色革命”的烈火已经烧到了中国边境，躁动不安的中亚给中国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在国际政治的霸权竞逐不断以新的形式和运行规则出现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更好地体现与地区大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比如今年将要举行的首次中俄联合军演)；中国外交在对外政策中如何更有效地施展影响力，而不局限于某个固定的利益集团；中国如何进一步发挥主动性，使地区合作机制在体制和制度上都有所创新，从而在地区出现突发性的动乱时能够切实和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都是“颜色革命”发展到今天，需要进一步广泛和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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