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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中，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落后只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直到清道光年间的 1830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的1/3以上，但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的仅存硕果——中国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沦落了。在现代文明启示录中，作者为大家回顾了现代文明对自然环境的自作聪明，但毋庸置疑，现代文明仍是我们这个“落后”国家孜孜以求的，例如美国、日本就是大多数国人认可的现代文明典范，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学习的样板。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已经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以超越战略作为国策的基调，即发展的好坏是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减小的速度来衡量的，这样在各方面的指标考核中与现代文明典范——日、美“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美日一个是超级大国，一个是经济强国，又都拥有让多数人看起来舒服的环境和发达的环保产业以及先进的环保技术。而正处于经济和污染同时高速增长期的我国，刚刚小康的国人对环境给予了最多的怨声，环保问题已与就业、治安并列为前三位的公众关注问题。中国与日美在这方面能有可比性？
其实差距再大，要想缩小差距，不比不知道。发达与否，先进与否都是相比较而言的，通过比较才可能真正看清我国自身的问题，才可能拟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才可能在增强信心的同时做到战略上的藐视和战术上的重视，放眼向洋看世界，师夷之长以制夷。这种比较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若要超越自己，首先就要重建自信。我们承认差距依然很大，更不会天真地以为“神舟”上天就可以很快超越日美。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世界第一的宝座从来就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不管是“日不落”还是“日本”都没能霸占世界第一，今后同样不会有永远的世界第一。而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环境上的赶日超美完全可以作为我国文明发展阶段性的标志。
以下文章将以中日、中美的环保比较为线索，试图厘清中国环保的态势和问题，并希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请读者诸君在见仁见智中共同推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重新拥有最适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环境。
中国与日本，谁的环境保护更好？
问这个问题容易让人想起问“汉与我孰大”的夜郎王，因为中国不绝于耳、触目惊心的是随处可见的污染和环境灾害，而日本，不能说是人间天堂，也是多数人向往的乐土。在进入最发达国家之列的同时，日本拥有了工业大国中最高的人均寿命和森林覆盖率，最发达的环保产业，最完善的环境法规体系以及最显著的污染治理成果——因为日本的环境是在战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底子上取得的，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取得的，是从此起彼伏、骇人听闻的污染公害中抢救出来的。
二战后，日本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学工业，工厂林立、浓烟弊日。由于缺乏有效的环境管理，伴随经济起飞，日本的环境可谓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濑户内海成为著名的死海，20世纪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竟有一半发生在日本——骨痛病事件（镉中毒造成）、水俣病事件（甲基汞中毒造成）、米糠油事件（多氯联苯污染米糠油）、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工厂排放废气所致），日本人的健康受到巨大威胁。
但日本人醒悟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的经济增长：1967年日本就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对大气和水质标准等做出了规定，1971年成立了国家环境厅，开始以国家力量从立法层面全面推进公害治理，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更加快了节能和污染治理的步伐。及至新世纪，日本的工业污染得到全面控制，日本的下水道——濑户内海和琵琶湖的水质均已显著好转，大多数城市的空气质量不逊于我国大多数的度假区（以上事实可从位于濑户内海沿岸的日本四大重化工业基地之一——北九州的环境变迁图以及日本环境的成就图上得见一斑。还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同处于本国发达地区的琵琶湖和太湖的水质状况图表，中日环境现状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足以显现）。
比这些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环保法制建设和公民环境意识培养。日本政府不仅发起提出了国际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 还是推动循环经济模式最积极的国家：已经颁布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有效利用资源促进法》、《建设再利用法》、《容器再利用法》等七项法律，建立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政（政府）企（企业）民（民众）三轮驱动的垃圾回收系统。而且这种循环经济的理念不仅得到法律的支撑，也在各大公司和民众当中扎下了根。东芝、松下等大公司都根据自己的环境理念制定了中长期目标，列出了垃圾零排放、资源循环利用１００％的达标日程，并落实到具体产品上，而民众则从对政府、企业监督和自己身体力行两方面推动环保，日本的环境NGO规模之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总之，日本今天的环境可以说被包围在绿水青山、蓝天碧海的工业文明的怀抱中。我国与日本经济起飞时期一样走的也是一条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且已经出现了有目共睹的环境恶化：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这些事实已经说明我国的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方式的持续增长，环境更不足以支撑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
环境代价如此之大，经济上要赶上日本也来日方长。
与日本进行环保比较，我国何以为荣？
经过仔细分析中日的环境和环保状况，我认为中国和日本在环保上是有可比性的，当然，这场竞争是一场持久战，中国的环保终将超过日本，那时中国的环境更是将对日本呈现压倒之势。作出这个判断是基于以下认识：
中日的环保竞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中国的崛起必然要以生态环境的全面恢复为标志，要以工业化进程和山川秀美进程的高度同步来体现全面小康。这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贫富差距很大但地大物博的中国和发达国家日本之间在二十一世纪进行的发展成果的较量。换言之，在环保上超过日本是中国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目标。
与战争一样，这种竞争的胜负手是实力和战术。
实力包括环境实力和经济实力。环境实力天赋之。中华泱泱大国，虽然现在的环境形势是一片告急之声，但东方不亮西方亮，在来不及进入污染时代的广阔的“穷乡僻壤”仍然拥有位居世界三甲的生物多样性，更有位于东亚各国上风上水的环境地缘优势，因此环境实力仍然雄厚，环境保护可资调度的物质和空间资源都是日本望尘莫及。
而且，尽管中国的环境现在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但大有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在被称为“先污染后治理的理性表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被描绘得很清楚：
世界各国目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规律，可以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描述（如图所示）：即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将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通常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日本的发展过程严格地遵循了这一规律）。这就是说，及至我国完成工业化进程，我们的祖国又将重是花园，未来中国的环境必将改善。而且，由于我们的环境容量够大，且工业化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只能分区域逐步进行，因此污染对我国的破坏就不会太严重，不致太彻底，这就是大的好处。
但这个过程并非自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干环保干出来的，是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并措施得力才会出现的。而且，在注意到这个规律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以下两点：
①在重化工业时代也应该争取曲线的短平快，否则付出的代价即便对我们这个大国也有可能是将来“无力回天”。这可以日本为例：日本尽管在大气环境、森林覆盖率等指标上恢复甚至超过了经济起飞前的水平，但生物多样性严重下降，甚至连狼这种在东亚地区维持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物种都已绝灭，日本全境已经几乎不可能发现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健康的“救命稻草”物种了；
②环境实力不能代表一切，经济实力也至关重要，毕竟不仅污染治理需要投资，就连污染治理的消费者支付意愿也是建立经济基础上的。在“民以食为天”的阶段，政府要将注意力过多放到“民以天为食”的污染治理上，就是不知轻重了。因此，环保的力量只能伴随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增长。
上述两点决定了环保的“战术”在这场较量中的重要性，尤其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快速上升时期。这方面，我国有许多特有困难：与日本相比，中国政府认真对待环境问题至少晚了10年，这期间又执行了错误的人口政策，使中国失去了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人口—经济—环境关系的大好时机。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合在一起，使中国要在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压力沉重的巨大不利因素下强行起步发展经济，因此发达国家100多年分阶段出现、分步骤解决的环境问题，我国在20多年的短暂发展中集中产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呈现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得中国的环境问题突如其来、铺天盖地，许多人因此看不到就在我们这代人解决环境问题的希望。其实，如同经济上有所谓后发优势一样，环保上的后发优势更突出——因为可以摸着别人留下的石头过河。
中国环保尽管起步晚而且步履艰难——在人均GDP不到800美元的工业化前期就开展较大规模的环境治理，但这也给中国环保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目前，中国环保的确在有些方面已经不逊于发达国家：
①有不落后的环境管理体系和体制。
在环保领域早就实施了污染治理设施的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制度、污染者付费（PPP）等制度，排污权交易等也在试行。无论是政府管制还是市场介入，可以说发达国家有的环境管理办法中国都能找得着。近两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的研究主题分别是“中国环境投融资机制创新”和“建立循环经济体系的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将直接进入政策，这也可以说明至少在管理手段上中国跟上了时代。当然，这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在具体执行和落实中存在严重问题以致在环境管理上出现了“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②在具体的环保技术上也有诸多先进之处。
中国的工业污染治理方法从末端治理——通过关停并转进行产业结构和规模调整——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仅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发达国家在污染治理技术手段上的探索真正成为了加快中国污染治理步伐的“河里的石头”。最近五年来，在GDP年均增长超过8%的情况下，2000年全国12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1995年分别下降了10－15％，全国工业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开始恢复。不仅如此，尽管日本是以环境实力的先天不足和环保技术的后来居上闻名的，但中国的确已在诸多环保技术领域超越了日本。这可从下面这个例子得见一斑：
这个例子是关于朱鹮保护的。朱鹮是一种曾遍布东北亚地区的环境指征动物，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较高：栖息地要有高大树木便于栖息和筑巢，要有未受污染、物产丰富的水田、沼泽供觅食。朱鹮因其羽毛洁白如雪，体态秀美优雅被誉为“东方宝石”，很受日本人宠爱，其拉丁文学名Nipponia nippon就是“日本、日本”的意思，早在1934年就被日本皇室定为天然纪念物。然而，由于砍伐、水污染以及广泛施用农药化肥等造成的栖息地破坏，1960年代初朱鹮在日本已是危在旦夕。日本人在环境保护上迷信人定胜天的理念，日本科学家认为，日本的朱鹮种群已无法依靠自身的能力繁衍下去，只有让它们生活在人工模拟的生境中，才能免遭灭绝的厄运。为此，他们花了很大的代价捕捉佐渡岛内仅存的6只朱鹮，并于1967年在该岛设立了保护中心，为它们模拟建造了他们以为很适宜的生存环境。但5只朱鹮不久相继死去。日本环境厅又于1981年把全国仅存的5只野生朱鹮也全部捕送到保护中心异地保护。巧的是同年我国在陕西秦岭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日本科学家当时声称中国的朱鹮种群只有模仿他们异地保护的模式并得到日本朱鹮种群的支持，才有可能超过重获新生。二十一年荏苒，2002年10月，日本最后一只国产朱鹮阿金死去，这种保护方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同期中国的朱鹮发展到了近500只，其中野生种群就有300只。
在保护朱鹮上，中日两国起点几乎相同，投入相差百倍，效果则是迥异。中国的做法是根据生态学规律，以就地保护为主，即在查清朱鹮分布的情况下，重点保护栖息地。这种指导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也是保护技术的巨大差异。
这种事还不是孤例，近两年，日本北海道札幌近郊某地通过人工投喂等措施使候鸟丹顶鹤成为留鸟，看起来利于丹顶鹤的数量增长，利于当地开展旅游业，却违背了自然规律——迁徙有利于鹤的择优、有利于鹤的强身健体，有利于鹤的繁殖竞争，有利于鹤的食源广泛。丹顶鹤成为留鸟，长此以往，对鹤种群的发展肯定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我国陕西的几个保护区却在联合致力于恢复朱鹮的候鸟特性，以便这个物种能经过自然选择重新回到种群兴旺状态，这与日本将丹顶鹤变成留鸟而沾沾自喜有天壤之别。
③有先进的发展观。
从文明发展的历史看，环境问题植根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农业文明时代的环境问题迥异于工业文明时代，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也取决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变革，这需要有先进的发展观前导。最近两年，我国的发展观有了空前的突破：尽管还只是初步小康的国家，但已经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观念，并已准备试行绿色GDP的发展评价体系，将对环境的关注提升到了发展的高度。
与之相比的是日本在有些方面仍然有着执迷不悟的即时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发展观，例如日本的水库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确保工业、农业及发电用水的需求，日本的水库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到目前为止，日本的水库数目已高达2734座，基本上已经有河皆有库、大河有多库。日本经济的离农倾向早在1960年代就日益显著，却几十年一贯制搞这样的开发，不仅经济上的收益有待考证，更是将河流中的生物多样性破坏殆尽。本来对于特定的河流流域，当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治理需求与措施。对于特定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利害关系与价值观念的差异，在治水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甚至激烈相冲突的主张。日本这个经济动物拥挤的国家看来主张开发的占了明显的上风，这与仍处于工业化中前期的我国准备在怒江建坝引起的轩然大波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中国国民的“绿色度”要高于日本。
不过，这些“战术”上的长处目前只在局部出现，中国的环保现状从整体上来说还远不能匹敌于日本。例如，在世界6000亿美元的环保产业市场中，日本占了3862亿美元，美国占了近1000亿美元，我国只有200亿美元。但是，随着中国继续在科学的、全面的发展观导引下保持远远高于日本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环境保护战术的局部优势就会迅速被经济基础放大，这种优势又有中国环境实力作为依托，在环保较量中全面“翻盘”就会可望又可及。一旦环保超过日本，中国的环境挟得天独厚之利即可对日本呈现压倒之势。
对这场持久战的分析实际上也确定了中国环保和中国环境都全面超过日本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日本；第二是中国的环境执法赶上日本；第三是中国的环境技术接近日本。三个条件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是主要因素。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环保投资的增长，更意味着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改变，才能推动各行各业都考虑环保，在发展中解决环保问题。
总之，环保上的这种超过将会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步，因此这种超过同时也是中国人的社会福利超过日本人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在环保上超过日本是中华民族完成伟大复兴的中途岛。
中日环保对比的这种趋势，在一些点上已初露端倪。例如日本四大工业城市之一—北九州市，在1960年代的经济起飞期出现了空前的公害问题，空气污染保持全日本第一，曾被誉为日本的七色烟之城。但到1987年，经过20年治理的北九州市被日本环境厅选定为“星空之城”。我国的大连与其产业地位和地理条件很相近，在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后，大连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仅仅只用了10年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环境恢复态势，势头之猛绝不在北九州之下。在这种点对点的较量上中日已有了可比性，假以时日，这种情况一定可以燎原。
当然，即便中国的环保和环境都超过了日本，中国离最适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地方这个目标还很遥远。日本毕竟是小国，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标杆是美国——全球惟一的得天独厚的超级大国，那么，与美国哪怕只是在环保上一论短长，中国有资格吗？且听下期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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