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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个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的国际会议，也是一个多边对话交流的国际舞台。在会议期间，率领中国代表团与会的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这是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政府高层官员的第一次重要会晤，具有开创先河的重要意义，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理运筹帷幄廖公穿针引线
1954年12月7日，日本吉田内阁宣布总辞职。12月10日，主张实行“自主国民外交”并致力于改善对苏、对华关系的鸠山一郎组阁。对于日本政局的新变化，中国方面确定了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方针。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对鸠山内阁愿意发展中日关系的态度表示欢迎。1955年2月，鸠山内阁同意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促进了中日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
万隆会议前，毛主席批准的出席亚非会议方案中，确定在会外做日本代表团的工作，争取解决贸易代表团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开展业务关系建立基础。周恩来总理认为廖承志最胜任这项工作。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后，廖承志就多方寻找与日本代表团接触的机会，很快选定早先就认识的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冈田晃，会议期间他担任日本代表团翻译。
在紧张的会议日程中，廖承志与冈田晃几次接触，想方设法安排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进行了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是4月18日在豪曼饭店进行的，这里距离会议现场独立大厦不过百步之遥。按事先安排，周恩来和高碕在万隆会议开幕式之前同一时间分别到达饭店大厅。首次会见约定再次举行会见，由廖承志和冈田晃就会见时间和地点等细节进行协商。
实现秘密会见显示外交智慧
据冈田晃回忆：第二次会见是1955年4月22日。清晨6时，廖承志专程去饭店接高碕和冈田。汽车向万隆郊外疾驶，中途又换乘另一辆在郊区等候的汽车前往会见地点。
会见开始时气氛有些紧张，为创造轻松气氛，周恩来先谈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事情，说最初不懂日文，却能通过日文中的汉字从报纸上了解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动向。周恩来说，中日两国1000多年来都使用相似的文字，想必高碕先生也能读中国报纸上的汉字。然而，中国今后想实行简化字，听说贵国也搞了简化字。中日两国间应统一简化字，以便把中日两国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
双方就建交存在的困难和障碍交换了意见，并在进一步扩大通商方面形成一致看法。双方还决定今后继续讨论这些问题。高碕表示，(当时)日本还被美国占领着，日本政府还不能像中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担任翻译的冈田把“日本还被美国占领着”翻译成“日本是受美国指导的”。参加会见的廖承志立即用日文插话说：“刚才说的是被占领”。周恩来表示相信：“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对政府会有影响的，日本一定要从半占领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那句不准确的翻译，成为一段至今也耐人寻味的插曲。
支持日方提案谱写友好篇章
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刚刚回到国际社会，由于过去的侵略历史，与会代表对日本代表都很不信任，他们关于和平宣言的提案几乎无人问津，使日本代表团非常苦恼。周恩来与陈毅、廖承志等研究后决定支持日本代表团提案，表达了中国政府愿与日本政府合作、求同存异解决国际问题的诚意。日本代表团关于和平宣言的提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成为日本在万隆会议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有助于改善日本的形象。
高碕后来深情地撰文《在亚非会议上见到周总理》，文中写道：“在这次会议的和平促进委员会上，日本希望能在万隆提出一项和平宣言。由于遇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日本的提案一直未能通过。对此，周恩来总理说，日本关于和平宣言的提案如能在会上一致通过，中国可以撤回自己的提案。这样，日本提出的和平宣言在万隆会议上终于经表决获得通过。对于日本提案最先表示赞成的是周恩来总理。”
高碕与廖承志谈到亚非会议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万隆会议使我的一生发生了转变。我对政治外交产生兴趣，实际上是从这次万隆会议开始的。”50年过去了，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原则和精神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面对中日关系近来出现的困难局面，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有识之士用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理念在万隆会议期间实现的会见与合作，将激励中日两国政治家和人民拿出智慧，化解分歧，克服困难，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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