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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也好，功臣也罢，如果让他“吃饱穿暖”，再辅以自由的施展空间，严格的制度监管，也许厉建中们的人生就会大不相同。
“神五”功臣今陷囹圄的新闻像一个重磅炸弹，为这个喧嚣的时代再添猛料。有人为之痛惜，有人要求“挥泪斩马谡”，更有人为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功臣——而欢呼。然而，种种观点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浅显却古已有之今天仍并未解决的问题——高薪与廉政之间的博弈。
1973年4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包拯家族墓进行了清理。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总结之后，专家发现：从包拯去世的1062年到其孙包永入葬的1120年，58年里包家共有19人，死亡了13人，死亡率达到70%，平均年龄仅约30岁！寿命之短，死亡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
包公堪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清官，他的严厉与铁面无私使得“贵戚官宦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为了约束后人，包公定下家规：“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家果也一门清白。其子包绶“奉公守法，倬有盛誉。”其孙包永为官“廉勤自守，蔚有政声。”
然而，专家们分析墓葬后得出结论：“这种家门的不幸，不能不说与经济拮据、营养不良、医药不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来所存在的严重吏治腐败，使得人们每每祈求与赞誉清官。然而清官何其难哉，与贪官斗、与权贵斗，还要与生活斗，明朝清官海瑞，要自己种菜贴补生活，清代清官于成龙有时每天只吃一顿饭。于是，有的清官熬不住了，或者饿死、或者失节、或者被害。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一直演绎着的，往往是同样的清官或赃官的故事，剧本不变，主角不变，变的只是演员。
大多数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立志”贪墨的，官员的腐败，大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用现在的话说是“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进攻，放松了思想上的学习和改造。”这是一个解释，但当我们追问下去，却会让我们狼狈地发现，道理之后还有道理。
靠思想意志来约束官员，成功的先例虽然有但不多，而且往往难以持久。扪心自问，除了犬儒学派及禁欲主义者，谁能忍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清贫？官员不仅仅有清贫的压力与花花世界的诱惑，更有来自赃官的压力以及心理的失衡。然而，一个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倒台)都会是巨大的损失。在有着以吏为师之传统的中国，更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道德影响。
正如厉建中，名牌大学的教育、外国名校的进修、高级工程师、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指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一大堆的头衔绝非只是个人荣誉或地位的反映，那也同样说明了他30年的技术官员生涯所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国家为培养他所付出的成本。可是他倒了。细心的记者给我们提供的两个关键资讯。其一是，研究院总设计师的月薪为3000元，一般技术人员只有1000多元，而只要一跳槽，月薪平均8000元，“摩托罗拉”挖人的班车都开到了院里，所以2000年“两会”时厉建中曾高呼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以留住人才。这虽然不能成为他腐败的理由，但却提供了腐败的动机。而更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厉建中“作为研究院的院长，对资源分配具有生杀予夺的行政大权；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但却可以不受任何体制应有的监管。这种双重身份背后的双重体制，造就了‘航天功臣’厉建中的腐败空间。”一个月薪只有3000元的人掌握如此巨额的财富却又受不到任何应有的监管，如果不腐败，其修为真可谓臻于圣贤了。
传统中国对百姓有一个“富之，教之”的政治理念——让老百姓有饭吃，有书读，从而有修养。但对于官员这并不够，后面还要加上一个“约束之”。可惜古人虽然一直讲“明主治吏不治民”，但这种“治”却大多是君主的驭臣术，事后的砍头术。坏事已经做了，后果已经造成，砍头又有什么用呢？官员也好，功臣也好，如果让他“吃饱穿暖”，再辅以自由的施展空间，严格的制度监管，也许厉建中们的人生就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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