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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教授费孝通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费孝通同志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就读于苏州振华女校、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不久，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成为我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1935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1938年至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于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1946年11月访问英国。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国家的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等多项职务。
费孝通同志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同志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38年，时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从英国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他与其他学者发表声明，撰写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二·一”惨案后，他与云南大学的教授一同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6年1月，他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由于生命受到威胁，他被迫离开云南。新中国建立后，他以强烈的爱国热诚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
费孝通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49年初，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应邀赴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受鼓舞和教育，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辉一生。同年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费孝通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虽历经坎坷仍矢志不移。无论是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迫害，都没有动摇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贞信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极大的热诚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他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和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他曾多次表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事业，才使他为人民作贡献的理想得以真正实现。
费孝通同志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国是咨询”，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早年就树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一生孜孜以求。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实际，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等，发表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著，为推动社会变革，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广交海内外朋友，努力促进两岸学界和其他人士的相互了解、交流，与港台知名学者共同倡导举办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赴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他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费孝通同志是中国民主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他1942年加入民盟，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1987年后任民盟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他在总结自己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和新中国成立的经验时，一再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他主持民盟中央工作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把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作为民盟的工作思路，并身体力行。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他高度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七下甘肃定西，三十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脱贫致富和加快发展的道路。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尤其是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和促进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提议，受到党和政府的赞同和肯定。他善于发挥民盟在智力上的优势，领导民盟探索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他勇于探索、积极开拓的精神，深入实际、认真实践的作风，以及不凡的学识与智慧、气度与魄力，都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民盟的成员。他为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费孝通同志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我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他1930年即投身社会学研究，后考入清华大学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攻读人类学。1935年，他与新婚妻子在蜜月中同赴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历经艰险，调查途中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在寻人救援途中不幸溺水身亡。获救后，他在疗伤期间根据瑶山调查所得资料，整理出版了《花蓝瑶社会组织》。留学英国期间，在马林诺斯基教授指导下继续学习社会人类学，完成并出版了英文专著Peasants'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回国后，创办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工作站，积极开展农村社会调查，发表了《禄村农田》等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对中国的社会、家庭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培养了一批社会学者。1942年至1943年访美期间，整理和出版了Earthbound China(《云南三村》)。1979年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其间，他出访美国、加拿大，广泛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现状，大力培养国内社会学师资，组织编写教材，筹建专业教育和研究机构，并重新开始社会实地调查活动。1985年他创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7年他创办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他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应该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从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入手。他积极倡导实地调查的风气，注重把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结合在一起。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三访江村》等多篇著名文章。1992年他汇集近10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该著作1994年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社会学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荣誉奖。他通过实地调研和思考，不断提出事关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思想与理论，1987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1995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强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对话与文化包容。
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80年他获得了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此外，他还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收集了他从早年至2004年间绝大部分著述，这是他一生重要学术成就的集纳，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项丰硕成果。他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卓有成效地体现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巨大应用价值。他超凡的才智、渊博的学识为人们所钦佩和敬重。费孝通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富民强国。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高尚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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