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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想法儿融进去，让老百姓觉得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金牛镇党委副书记张贤明，人很健谈，说话爽直。金牛镇共32个村，大勃留村是他包的村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他也当过村支书。“那时候，支书是一言九鼎。我们村修路，有房在前头挡着，做工作做不通，我就开上铲车，铲了他的房。”
“这么霸道也行得通？”
“现在再这么干，就不行！人们的民主、法律意识都增强了，而且政策环境也不允许。”
实行“新模式”后，干部们到底有哪些转变？张贤明归纳如下：
以前，是干部个人说了算，这事你看对了，你说了算；看错了，你也说了算。现在，你考虑的事，经两委班子认可，拿出一个方案，放到村代会，让代表们说到底对村里有没有利，只有有利于大多数老百姓的事，才可能通过。
“一者是，取得一定法律效力；二个是，取得老百姓同意，他们才会支持你，帮你工作。实行了这套法儿，像大勃留这样的村，确实发生很大变化，村容村貌变了不说，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可以说，99%的人心基本稳定。”
“99%，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包他们村，来过多少次。在车上、在街里，听老百姓议论，跟老百姓交谈。曾经有人到他们村，在街上随便拉人问，都赞同。”
我问张贤明：在你们乡，要是村支书还是个人说了算，老百姓又能咋地？“‘新模式’搞得好的村，老百姓有意见可以提出；搞得不好的村，用老百姓的话说，我不理你那碴儿。比如，你想拆临街违建，想扒我房，我就不搭理你，你就不敢扒。硬扒，我就去告你，干部也没法儿。”
他的结论是：以前干部的领导方式、作风，早已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环境了。
“村民自治，也不是不要领导，领导到多咱都得有，都是核心，问题是怎么个领导法。你老是站在老百姓之外，指手划脚的，现在他们可以不理睬你。你得想法儿融进去，让老百姓觉得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更不能闹对立，顺应民意，才得民心。”
突然，他的话题一转，语调稍显低沉地道：“现在，当乡镇干部，也难了！以前，只管上传下达，对领导负责，让领导满意就得。现在，得考虑村民代表的意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难当了！”
“我们找到了病根：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
现任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有多年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
自打农村实行“大包干”后，他们这些基层出身的干部，最明显的感受是：农民“不听话”了！再后来是干群关系紧张，上访农民越来越多，大部分村子“两委”之间闹矛盾。
赵超英的另一发现是：现在，农民不仅仅是土地的主人，还是他自己的主人；过去只有一个脑袋，如今人人都有自己的脑袋。
“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可是，这种情形下的农村该如何治理？赵超英说他一直绷着思考这根筋。青县模式，历经了漫长的探索过程，最后在一个村的刺激下，渐渐成形。
这个村叫时楼村，曾是青县有名的乱村、上访村。整个村分南院、北院。南院人多，选票多，当干部的自然多，得到村里好处也多，像去村办纸箱厂上班等。北院人少，当干部的少，受益也少。两院冲突愈演愈烈，北院上访告状不断，他们告南院，也就是告村干部村务、厂务不公开。闹到后来，村民们提出“坚决分村”。
赵超英回忆说：“我们派工作组下去，问题并不像村民反映的那么严重。找来找去，我们找到了病根：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
好歹想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召集一个政治协商会，南院、北院的人都参加。可协商会成立不足月就散了，原因是两边人说不到一块，而且这个协商会也不合法。“我们又从现有的政治资源上找，《村委会组织法》提到成立村代会，但这个村代会是一个没什么实权，由村委会召集，非经常性的组织。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村代会由虚变实，真正把农村管理的实权赋予村代会。村民自治是个基本法，以前，我们把载体放在村委会上，对村代会认识不够。”
“全县乃至全国，干群矛盾、两委矛盾，为什么那么尖锐？实际犯的都是一个病：就是四个民主落实不到位。”
赵超英搬着手指说：四个民主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去，我们只落实了一个，就是民主选举，直选之后就算完事了，并没有真正实现其它民主。实际上，这是民主的空壳化。“
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设计一部机器，光有发动机，没有刹手；或者只有刹手，没有发动机，机器都不可能正常运转。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他们设计出一套村治“新模式”：村代会作主，党支部依法领导，村委会办事。
再具体点说就是：凡村代会通过的事，不论对错，都得照办；党的领导，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不具强制性，抓大放小，主要抓民心，起到领导核心作用；村委会与村代会的关系，不是上下级，不是政治同盟，而是监督与被监督。
农村选举到目前为止是第6届，有人说是越选越乱，但赵超英不这么看，他认为在青县是越来越好。
“过去，因为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有话没地方说，平时民间的政治主张没办法表达，惟一参与的机会就是选举。所以选举中，老百姓的表达是随意、无序的，是在借选举之机，发泄过去的积怨，所以才造成选举的混乱。
“平时就有表达的渠道，参与的机会，该表达的表达了，该发泄的发泄了，没了积怨，就能够理性地处理村里的事务。”
青县于2002年试点“新模式”。2003年全县推广。
谈到效果，赵超英轻松地说道：“对那些乱村、上访告状村，用这个法儿治，特别灵。”
青县县委提供的数字：全县农村信访总量2003年比2002年下降11%，2004年又比2003年同期下降了26.8%.2003年以来，全县有37个上访村自动息访。
“过去，干群关系剑拔弩张。现在，老百姓自己的事自己作主、自己定，就是定错了，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有的农民就说了：自己的事自己管，错了也没得怨，我还告谁去？”
赵超英去曹寺乡胡甸子村，一个老乡对他说：“以前吧，村干部说了，行也不行；现在，村代会说了，不行也得行！”这个村个别人欠了多年的土地承包费和农业税，经村民代表做工作，结果两个半天就交齐了。
“在现在的农村，道德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村住着，最怕得罪老乡，最怕被人戳脊梁骨。村民代表大多是家族长式的人物，或是村里管事的，像红白理事会的总理。他们算是村里比较优秀、脑子灵活、办事公道、有号召力的人。
“当上村民代表是一种政治荣誉，能做明白人、体面人、理事的人，这在农村很重要。家里有个红白事，得有人到场，人越多越好。在农村，家里老人去世，假如没人去，那可是最大的耻辱。
“从某种程度上说，村民敢得罪村干部，但没人愿意得罪村民代表。”
“现在，党的权威靠同意，也就是民意。大伙同意的事你才能办，你才有权办，这才是权威的合法性”
《青县村级组织规则》中有一条：村支书要竞选村代会主席，威信低、形象差、能力弱，未能当选的，一般要调整。实际上就是，竞选失利的村支书，要引咎辞职。在青县，约有85%的村支书当选。
有人对此不理解：村代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干吗非让村支书掺和进去？也有人评价甚高，说这正是“青县模式”破题之处，有胆量、有智慧，是忧党、忧国、忧民之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认为：青县模式，不仅解决了村治模式问题，而且解决了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解决了基层党组织退化问题。他说：“共产党必须有基层政权，必须有政权意识。”“执政党必须树立接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巩固人民群众基础的观念。”
青县县委组织部王副部长：“村支书为保证自己当选，会自我约束，体现民意，赢得民心。竞选，他不仅要过党员关，还要过村民代表关。”
赵超英说：“老是向老百姓伸手要，要钱要命的，群众对干部十分不满，矛盾越来越激化。”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两委”闹矛盾的实质，是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因此，不少人以为，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应是村党支部说了算，其他村组织，只要尊重和执行党支部的决策就得。“村委会组织法”和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村里的大事，尤其是与家家户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都要经村民大会和村民选出的代表讨论，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所以，村委会不与党支部研究、协商，就可召开村民会议决策。
“在这种体制框架内，两委不出矛盾才奇怪呢。党支部、村委会，都争着为民作主。现在好了，让老百姓自己作主，你们一块合作干事，想办法让老百姓满意才行。”
但也有些人，抱着老黄历不撒手：“党，就是一把手！就是老大！就得说了算！”
县委书记说：“他们根本不了解现在下边的情况。别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老站在外头，自以为自己是老大，可人家都不听你的了，你咋办？不直面现在的社会环境，太缺乏竞争意识、忧患意识。”
组织部副部长说：“你得直接融入民主中，才能学会领导民主。怎么领导？就是依法领导。村代会是个新载体，党的领导要渗透到村民自治组织中，而不是游离在外。在法律框架内，靠协商、合作、民主、法治的方式、方法领导。”
采访中，赵超英的一番话，颇有深意：
“过去，党的权威靠实力，靠对生产资料的掌控；现在，党的权威靠同意，也就是民意。大伙同意的事你才能办，你才有权办，这才是权威的合法性。”
我问他：作为县委书记，用了新法儿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赵超英眉开眼笑地回答：“老实讲，以前我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真的不知道。因为农村处于一种极度不和谐的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出乱子。
“现在，我不敢说绝对没事，但可以肯定，凡是‘新模式’落实到位的村，基本上没事。就是有事，也能自己消化、解决掉。因为，它们已经有了自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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