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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原定在郑州某法院审理的中国首例“地域歧视案例”因故没有开庭。
对这起诉讼的来龙去脉，人们已经很清楚：3月，深圳龙岗警方在辖区内挂出大字横幅，表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各方质疑，两位郑州市民拍案而起，提起诉讼，认为龙岗警方此举有地域歧视之嫌，侵害了名誉权。
尽管没有开庭，打官司的初衷——避免地域歧视从民间层面上升到政府行为，应该说，也算初步达到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社会热议、各方探讨乃至现在的司法介入，过去只是耳闻口传的歧视现象被广泛关注，并获得了法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集思广益。官司输赢都不那么重要了，有时候，提问本身已比答案更重要。
法庭之外，这起诉讼也有了“成果”。比如在讨论中人们认识到：非歧视性政策是公共权力的底线，不允许行政、司法这类公共权力部门及其执行者随意突破。如果说，此前公众对那道底线尚模糊不清、现行法律又难以真正“禁止歧视公民”的话，现在，很多人明白：歧视不是“能不能说”的问题，而是“可不可为”的行为准则。
但是，“河南人”是否从此不再为地域所“伤”？
答案并不乐观。
如同就业歧视、性别歧视一样，更多时候，地域歧视是以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能感受得到，甚至会令人碰得头破血流的面目示人。这有现实反映的一面：人类的群居性特点，自然会对某一地域产生特定认同感，它既能形成较强的凝聚力，也会产生本能的排异感，不同地域性群体重新组合时，摩擦、冲突的因素也随之增多。
其实，“地域歧视”在本质上更似一种“文化误读”，是由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人类心理活动引发的一种不公正的舆论倾向。像上海人，他们歧视过别人(上海人常把外地人当乡下人看)，也被别人歧视(多少相声小品中，那些小家子气的男主人公，莫不贴有典型的上海人标签)。不管人们愿不愿承认，“歧视”在客观上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因此，司法介入纵使能对逾越底线的歧视行为治罪，但要删除这种已渗入社会心理中的歧视心态，法律是力不从心的。
要真正减少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的伤害，还得依靠社会文化层面的正面引导，通过软手段，营造相互尊重、开放健康的社会心态。
在这方面，城市管理者、公共权力部门，尤其是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是可以且必须大有作为的。通过积极、现代的管理思路，培养包容、开放、平等的城市精神，在保持多样性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使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共融共荣，继而产生新的、更优秀的文化认知与地域认同。有种提法说得好：如果要给民工以完全的“市民待遇”，不是多建几所“民工子弟学校”，而是让民工子弟能够自由选择当地市民学校就读。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深圳在“不排外”方面，口碑还算不错。那里也会发生“警方涉嫌地域歧视”的极端事件，至少给所有城市一个警示：还有哪些政策、行为，是有违或者说变相地有违公平精神？面对城市化进程、流动人口的加剧，我们是否真正拥有了可以“海纳百川”的法治精神与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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