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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送给爱泼斯坦一幅亲笔签名的照片，至今仍挂在爱泼斯坦的寓所内(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是天津第二十中学办公室主任李建辉向记者展示爱泼斯坦写给学校的一封5页的长信。新华社发
2005年4月20日，180名中外人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九十寿辰庆祝会。新华社发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因病医治无效，于5月26日上午11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本报记者前天赴京，在这位从天津走出的杰出国际主义新闻战士遗像前敬献了花篮，并对其夫人黄浣碧女士进行了专访。
新报专访爱泼斯坦夫人
参观周邓纪念馆临终前完成夙愿和《天津日报》有缘故里寻踪“爱老乡”
昨天上午，很多群众自发来到八宝山公墓，送别这位令他们爱戴的老人，其中不乏专程从天津赶去的“老乡”。黄浣碧接受采访时说，爱泼斯坦对天津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的。他在天津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从天津开始走上了毕生信仰的共产主义道路。
爱泼斯坦身边的工作人员、《今日中国》的田利华告诉记者，爱泼斯坦4月刚刚度过90寿辰，那些天他的精神很好，还参加了很多活动。4月23日，他还到天津参加了天津集邮总公司为他发行的爱泼斯坦个性邮票的首发式。
回到北京后，5月5日他在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有关抗战题材的采访。第二天，他发觉身体不舒服，有点发烧，于是送到协和医院救治，当时体温是37℃多。在协和医院观察室护理一段时间后，热度不退，于是就进行住院治疗，后来逐渐发现老人肺部等身体多处部位感染，病情越来越严重，加上年岁比较大，送到重症监护室抢救治疗无效后去世。爱老的夫人黄浣碧对记者说：“爱老(人们对爱泼斯坦的尊称)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一生该做的大事基本都已完成，没有留下遗憾。而且由于发病突然，没有遭受更多痛苦。”她说：“爱老生前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就是回天津去看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纪念馆，这个愿望也在他临终前的一个月时实现了。看过周邓纪念馆后，爱老对我说，这个纪念馆建得好，比我想象得还要好！”
黄浣碧说：“2000年以前，爱老经常到天津去，特别是有朋友来，他就会带朋友去天津，到他年轻时学习工作的地方。”
黄浣碧还说，爱老和她都对《天津日报》有感情，《天津日报》有多位记者都曾采访过爱老。文艺部还编辑了《犹太人在天津》的画册，爱老很喜欢。“天津的变化很大，很多旧时的地方都认不出来了，《天津日报》的宋安娜还帮助爱老考证过很多他从前学习生活过的地方。”
黄浣碧说，最后一次去天津时，爱老看到《天津日报》对他的报道后，特别高兴。
采访时，记者取出一本爱泼斯坦生前写的回忆录《见证中国》，请黄女士签名，她一边写，一边对记者说：“爱老一生从事新闻事业，他在新闻上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字，要凭良心真实地写作。”她还指点记者说：“爱老一生没有停止写作，坚持不懈地写作。爱老写作速度很快，但是，他用于思考的时间很长，总是先把稿子在脑子里写好，然后动手写起来就快了。”说话间，黄浣碧指了一下身边爱老的画像继续说：“爱老在构思文章时最喜欢的姿势是躺着，所以，很多老朋友都说爱老的文章是躺着写出来的！”
采访的最后，黄浣碧说：“爱老一生都热爱中国，一生不变地信仰共产主义事业。一个多月前，在他90岁寿辰时，他还说，我现在只有73岁，因为我是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的，我的家在中国。”
望海楼上幼儿园在马场道读小学
爱泼斯坦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的。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1915年，两岁的爱泼斯坦在母亲的怀抱中来到中国。最初，他们一家落脚哈尔滨，1920年，爱泼斯坦一家从哈尔滨迁往天津。
初到天津，爱泼斯坦一家住在海河北岸意大利租界，当时意大利人给那条街道取名“利马窦路”，中国人称为“营盘小马路”，后改称“光明道”。后来，他家又搬到了德租界的“威廉街”，天津人称武昌路的一所公寓中。
爱泼斯坦是父母的独生儿子，虽然他家收入并不丰厚，但是，父母竭尽全力让爱泼斯坦接受最好的教育。5岁时，爱泼斯坦就进入法国租借地的“圣母得胜堂”学习，“圣母得胜堂”就是现在海河狮子林桥头的望海楼。实际上，爱泼斯坦所上的是“圣母得胜堂”的幼儿园。
7岁时，父母送他进入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读书，名为“天津美国学堂”。这所小学在马场道。对这所学校，爱泼斯坦也有很多记忆：学校里挂着华盛顿和林肯的肖像，在教室的墙上挂着美国民间故事贴图。
由于在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学习英语，因此，爱泼斯坦一生几乎都是以英文写作的。
85岁能想起10岁前看的片子
在爱泼斯坦的童年，电影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爱泼斯坦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经85岁了，但是我仍然能够一下子就想起我在10岁前看过的那么多电影的名字和场面，可见这种传播的威力。”
他在回忆录中说，那个年代，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大多是无声片，观众听不到电影对白。电影票很便宜，儿童票就更便宜了，因此，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电影院看中午或下午的廉价场。他看到银幕上出现英雄人物时就欢呼，出现坏人就斥骂，出现谈情说爱的场面就唏嘘嘲笑，有时电影无聊时还会搞点恶作剧。“我们男孩子一般坐在影院二楼票价便宜的座位上，我们把纸折成小飞机或者飞镖，把嚼过的口香糖粘在飞机或飞镖头上，瞄准楼下秃顶的头上投出去。”
正如爱泼斯坦所说，童年时的电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卓别林演的《寻子遇仙记》，朗·钱尼主演的恐怖片《歌剧院的幽灵》，鲁道夫·瓦伦帝诺主演的爱情影片。
爱泼斯坦认为好莱坞电影中有不少“文化垃圾”，美国人借此来向人们灌输美国式的价值观。同时，爱泼斯坦也对一些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子表示赞赏，比如《西线无战事》《小人物》《光荣的代价》《百老汇旋律》等影片。
看电影时发生了一次意外，而这次意外，改变了爱泼斯坦的一生。一次，爱泼斯坦在奔往电影院的路上被一辆汽车撞倒，左边大腿骨被撞成三截。在卧床养伤的几个月中，爱泼斯坦迷上了书籍，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小读者。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电影的魅力
2005年4月4日，爱泼斯坦在寓所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在夫人黄浣碧的帮助下题写“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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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5年读一遍《战争与和平》
在养伤的日子里，爱泼斯坦的伤腿打着石膏，挂在一根坠着滑轮和重锤的绳子上，但是，他看上去却是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因为，就在这时，不到10岁的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与书籍初恋了。
对读书，爱泼斯坦颇有心得。在读书上，他一贯坚持只要能够找到原文原著的就绝不读译文。特别是在阅读俄文著作上，爱泼斯坦一直坚持这个原则。他从俄文的儿童读物开始，然后迷上了普希金的诗，再到他所钟爱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特别是《战争与和平》，每隔5年他都要重读一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之后，他又开始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经典著作，再后来他开始读列宁、斯大林等人的作品。
爱泼斯坦从来没有进行正规的俄语学习，他的俄语是跟母亲学的，而俄文水平是在如饥似渴的阅读中突飞猛进的。
爱泼斯坦所读的大多数俄文书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当时，爱泼斯坦的父亲是犹太人俱乐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利用这个便利条件，爱泼斯坦饱读了这个俱乐部图书馆里的藏书。
在阅读俄文书的过程中，爱泼斯坦逐渐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坚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为他在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爱泼斯坦还阅读了大量英文书籍，在“美国学堂”的图书馆里，爱泼斯坦埋头阅读了长达20卷的英文版《知识全书》。后来他又被一些杰出的美国作家所吸引，其中有“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的作品，还有艾伦·库伯，特别是马克·吐温等美国作家的作品。
但是，生活是一本大书，在天津亲眼目睹的现实冲击着爱泼斯坦年轻而正义的心灵。“我10岁前，中国连年内战，我看到很多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难民涌进天津。他们流着眼泪向人讨一口饭吃，有的人出卖亲生的孩子，有的人愿意作奴婢也不愿被活活饿死。一个寒冬的早晨，我走出家门上学去，一出门就看见一名十几岁的孩子蜷缩在那里躲避刺骨的寒风，实际上，那已经是一具被冻僵的尸体！”
就这样，现实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一切与他所吸收的国际先进思想和知识。在他幼年的心灵相互交织、碰撞，使他开始选择人生奋斗的方向。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他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他终生奋斗的最高理想，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信念，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从来没有动摇。
书籍的魔力
结识斯诺真实报道中国帮助邓颖超离开日占区
“我从记事起就想当一名记者。”成为一名记者是爱泼斯坦自幼的理想。从小，爱泼斯坦的父亲就订阅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报纸。爱泼斯坦很喜欢读那些报纸，因为报纸是他看世界的天窗。
爱泼斯坦的中学时代是在英国人办的文法中学，其校址就是现今地处“五大道”的天津市第二十中学。在学校时，爱泼斯坦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纽约的一份名为《前进》的报纸上，稿件刊登在该报“儿童专栏”。“我对所写的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被发表出来欢喜的心情始终在内心激荡。”
爱泼斯坦很小就靠写作来赚钱。十几岁时，父亲给他买了一台改装过的打字机，他开始用这台打字机写作。当时，爱泼斯坦的父亲在天津办了一份商业月刊《东方皮货贸易》，他帮助父亲整理、润色稿件。为此，父亲每个月给他12元“鹰洋”，相当于6美元。父亲给他的这份“收入”，对他从事这项工作给予极大的激励。
大多数人都把《京津泰晤士报》作为爱泼斯坦从事新闻工作的开端，其实，在此之前，爱泼斯坦曾在天津一家名为《晨报》的俄文报纸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把路透社等国际通讯社的稿件翻译成俄文。但爱泼斯坦干了没多久，《晨报》就关门了。
1930年，十五六岁的爱泼斯坦就被《京津泰晤士报》雇用，从此正式踏上新闻道路。《京津泰晤士报》报社的旧址坐落于天津现在的解放路上，利顺德饭店北侧，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楼。楼上部分是编辑部，地下室作为印刷厂。如今，这座小楼已是一家公司的办公楼。
这家英国人办的报纸是当年天津三家英文报纸之一，每日出版20版，在京津两地发行。报馆人手很少，整个编辑部就有7名工作人员。爱泼斯坦从打字、校对、采访、编辑到写社论、拼版，样样都要干，小小年纪就锻炼成了一个全能报人。
爱泼斯坦生前曾回忆，当时《京津泰晤士报》的主编叫彭内尔，和他家是邻居。彭内尔雇用他的主要原因是“便宜”。因为，他的薪水还不到从英国雇用来的“本国雇员”的六分之一。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也没能在这家报馆长久工作下去。“有一次，报社经理看到我的口袋里插着一本美国共产党的出版物，之后就把我开除了。”
在《京津泰晤士报》期间，他与另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新闻战士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而坚定了他的人生道路。
1934年初，报社将一本书交给爱泼斯坦，要他写一篇评论发表出来，书名叫《远东战线》，作者是埃德加·斯诺。读着读着，爱泼斯坦被该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深深打动了。他打听到斯诺住在北京，就在一个周末乘火车去拜访。那时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住在海淀的一所四合院里。爱泼斯坦只有18岁，比斯诺夫妇整整小10岁，但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这种周末的拜访成了爱泼斯坦天津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内容，许多时候，他都会在京津之间的火车上度过。
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秘密采访红军，西北之行成了他们之间最热烈的话题。斯诺给爱泼斯坦看了许多他拍回的照片，爱泼斯坦还阅读了《西行漫记》的手稿，这些照片和手稿后来轰动了世界。
离开《京津泰晤士报》一段时间后，爱泼斯坦担任了《北平时事日报》驻天津的兼职记者。这是一份英文日报，当时该报要在天津扩大发行和影响力，就聘任爱泼斯坦写一些在天津的外国人的活动之类的报道。然而，爱泼斯坦利用这个机会经过细致的调查采访，采写了一篇具有震撼力的报道。报道揭露了日本人在天津贩卖海洛因等毒品的丑恶行径。他们开始通过洋行、商店向中国人免费“赠送”含有海洛因的香烟，待到吸食者不知不觉上瘾后，就不得不花昂贵的价格去购买。爱泼斯坦亲身到一些商店、洋行后面的“吸毒室”探访。他看到，很多上当的“瘾君子”很快变得贫病交迫。爱泼斯坦经过调查得知，散播毒品是当时日本军事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
之后，他在天津给北京的《民主》和上海的《中国呼声》写稿。其中《民主》是斯诺夫妇创办的，22岁时，爱泼斯坦就成为《民主》的编委会成员，是该刊年龄最小的编委。遗憾的是，1937年7月，日本占领北京，《民主》随之被扼杀。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爱泼斯坦开始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回忆，那时他经常奔走在万国桥两侧(今解放桥一带)。桥西是外国租借地，比较安全，日本人不敢轻易进入，他在那里写稿、发稿，将战争情况进行真实的一线报道，至今，他依然保留着日军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记录，其中还有一段日军方发言人对轰炸南开大学所做出的牵强解释。
不久，天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西方国家的租借地成为了人们的避难所，面积最大的英租界集中的人最多，在英租界可以乘外国轮船离开。
一天，斯诺护送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躲过日军的封锁来到天津。斯诺找到爱泼斯坦说，他带来的三个人都是要离开日本占领区的爱国人士，要爱泼斯坦帮助他们离开日本占领区。爱泼斯坦帮助他们找到安全的住处，两位女士被安排在中孚饭店，当时是一家印度人开设的旅馆，就是现在解放路大光明桥对面的“一饭店”。在爱泼斯坦精心的安排下，他们买到了船票，突破重重封锁，成功逃离日本占领区。
后来才知道，斯诺亲自带来要爱泼斯坦帮助转移的三个人中，一位是邓颖超，一位是邓小平第一任妻子的妹妹张晓梅，还有一位是地下党员王世英。
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爱泼斯坦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此事，直到1973年，斯诺部分骨灰安放仪式上，邓颖超才专门走到爱泼斯坦的面前，对他大声讲述起这件事，周围的人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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