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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我们党的执政要求和国家的发展目标。那么，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除了政府的推动外，被称作“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社会组织的作用非常引人注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发展迅速，截至2005年3月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5.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7万个。而在体制之外，有更多的没有登记注册的、半公开的社会组织广泛存在，并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它们不但可以有效利用或配置社会资源，及时敏感地回应民间需求，更可以协调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就应该让创造和谐的力量充分涌流。那么，当前国内的非政府社会组织生存状态如何？它与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半月谈记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半月谈内部版2005年第6期 ：
“另类和谐力量”正在激活
——和谐社会中的非政府社会组织专题调查(上)
非政府社会组织是什么？在一些学者的眼中，非政府组织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政府力量之外的非营利性群体组织，它包括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社会团体及“草根组织”等。调查显示，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运作模式和发展情况上，主要分为三类：即慈善公益型组织、压力维权型组织、自律协调型组织。
类型一：以互助为目的的公益型组织
广东省妇联副主席杨洁芝认为，根据有关研究，公益型组织是我国非政府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组织的特点就是提供公益服务，帮助弱势群体，多数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
在福建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处，前来登记注册的一些民间组织的办事人员往来不断，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副处长徐平说，作为侨乡，福建省有不少慈善公益型的民间组织，尤其是一些海外华侨在当地办起了大量基金会，搞慈善事业，有的规模超过了省里的基金会或慈善组织。尤其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又有许多华侨前来民政部门注册。
在北方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以互助、救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辽宁省葫芦岛市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于1999年正式成立，曾创办过私营企业的李树文任会长，联合会吸收了企业员工和十余名救护员，主要工作就是救人，疏导交通，保护财产，弘扬社会美德。
类型二：以维权为目的的压力型组织
在杭州、厦门、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都有庞大的出租车司机群体自发组成的组织，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以罢运、打官司形式，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
前两年，杭州市600多辆出租车曾集资百万余元同市政府打官司，指挥这一事件的是他们自发成立的一个组织。在深圳，大量出租车司机自发成立了维权组织，曾以城市建设影响出租车收入为由，组织不少车辆“慢驶”，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
在城市及农村都有专业的民间维权组织出现。珠三角一带出现一批致力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非政府社会组织，包括学术机构的专家维权组织、民间土生土长形成的维权组织。复员军人小廖曾在广州番禺一家工厂当保安员，常常听到打工同乡诉苦。番禺外来打工者曾国建工作时两个手指被锯断，企业主只赔偿6000元，懂一些法律知识的小廖帮其写了申诉材料递到劳动仲裁部门，使曾国建又获6000元赔偿。帮助他人维权成功使小廖信心倍增，1998年，他借钱成立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2001年，服务部停止经营性收费，成为一家外来工民间维权组织，面向外来工免费服务，还增加了工伤探访、法律讲座等服务项目。
类型三：以发展为目的的自律型组织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说，在以温州为代表的个体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行业商会或行业协会，主要活动方式是通过内部制定契约的方式自我管理，自我协调，制定一些行业标准，会长一般由大的企业主担任。这些社会组织基本上都在本地民政部门注册，有明确主管单位。在温州本地，到2004年上半年为止，共有全市性质的行业商会或协会114家，占温州市社团总数的1／3。
协调矛盾，进行自律是这类社会组织的主要活动。在温州打火机市场，不少企业曾经恶性竞争，劣质打火机泛滥。通过温州烟具业协会多方面工作，温州打火机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及劣质产品的泛滥得到有效制止。
在一些农村，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专业经济组织。据福建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处提供的情况，到2004年8月为止，全省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有492个，还有不少协会没有登记。按组织形式划分，其中除政府主导型外，还有大量的龙头企业或能人大户牵头型、农民自发型的组织。建瓯市一批热心于竹业的人员组建成立了建瓯市竹业协会，现在全市已有笋竹加工企业近300家，成为全省笋竹加工规模最大的县级市。
让“社会人”重新找到“单位”归属感
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需要寻求新的归属，加之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不少群体以利益、地域关系等抱团，催生了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社会组织。非政府社会组织存在的一大理由，就是让更多的“社会人”重新找到“单位”归属感。还有人认为，非政府社会组织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传统群团组织对包括流动打工者在内的一些新社会阶层无法覆盖。
一些城市的街道干部说，社区取代居委会后，社区工作人员少了，工作量增加了，社区内需要帮助的下岗者、老弱病残者等群体增加了，而这些人多是没有单位依靠的“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以互助为主的社会组织就产生了。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高层住宅内，在“四二一”式的家庭中，老年人依靠儿女越来越难，父母出门孩子无人看管。由热心老人史品忠发起创立的“和心俱乐部”，目的就是进行“体力储蓄”，组织热心人成立志愿者队伍，让相对年纪较小一点、身体好一点的中老年人照顾年纪大、身体差的老人；当这些志愿者自己年老多病或需要帮助时，他们的“体力储蓄”就会发挥作用──将有新的年轻志愿者为他们服务。“在这里，大家都找到了归属感。”史品忠对半月谈记者说。
有关人士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社会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社会组织这股“体制外力量”正凸显重要的社会效应，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北京学者丁元竹撰写的《建设健康和谐社会》一书中，用了1／3的篇幅提出完善社会组织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他提出，活跃在困难群体援助等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补充，有助于调适失业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带来的社会矛盾。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认为，社会组织可以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扩大就业渠道。
在处理公共危机、实施社会救助方面，一些非政府社会组织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2004年夏天，广州市血库告急，广东省美容美发协会发动会员捐血，有1000多人报名，在当地引起轰动。今年初，协会又组织30多家会员企业，向老人院捐助60多万元。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压力型组织，有时会产生另一种效应：当群体或救助对象利益受到侵犯时，这些组织会迅速集结成一股抗衡力量，发动各种社会资源，或联系媒体，或联系法律援助机构，对有关部门形成压力。东莞市一家企业的打工者李支菊与工友被确诊职业性中毒后住进医院。厂方强行要求其出院，并停发工资。李支菊给当地劳动部门写信投诉无果后，当地的一个打工族服务部联络这家企业的采购商和媒体，并找市劳动局“发表意见”。在多方压力下，李支菊拿到了依法该得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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