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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安南3月宣布联合国改革至今，一场“争常”战从悄无声息演化为硝烟四起。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组成的“四国联盟”与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巴基斯坦、加拿大等国展开的“团结谋共识”运动之间的分歧也大有星火燎原之势，渐渐“烧”到每个国家的家门口，使之面临抉择。
“四国联盟”要求将安理会理事国从目前的15个扩大至25个，并增加包括以上4国在内的6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四国捆绑一起，欲优势集中，想让支持国的总数目，能轻松超过191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三分之二。但这不是超级卖场“买一赠三”的促销活动，而是关乎联合国健康发展与世界民主和平的重大抉择。不是所有国家都会看重一些蝇头微利，而放弃自己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权利。所以，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四国中有一个国家遭遇力阻时，其他三国也只能自认倒霉。
与“四国联盟”针锋相对的“团结谋共识”运动，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主张将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从目前的10个增加至20个，所有非常任理事国均可连选连任。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一方案获得联大通过，那么它可以增加各国入选安理会的机会，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能从中受益，而四国方案显然只为它们自己考虑。
由上可见，两者分歧几无共识可言;而且，二者之争让世人觉得，安理会改革仿佛就是一切;其实它只是联合国改革的一小部分。联合国也因此面临冷战结束以来一次巨大的分裂危机。
当初作为人类历经磨难后的和平尝试，联合国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等正义宗旨，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互换和阴谋斗争中愈加物化而光芒黯淡。自身的丑闻困扰和机制弊端，也使效率低下的联合国日益陷入法理性开始动摇、权威性几近不存、作为空间渐趋狭小的尴尬境地。
长期以来,联合国在政治和经济强权面前的软弱无力，使一些国家认为,联合国必要时是块“遮羞布”，而无用时则可被弃之九霄云外,是实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想所在。在这种认识下，个别国家希冀通过此次联合国改革，一跃成为政治大国，从而在地缘政治中重新获得有利地位。
因此，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作用，更好地维护和平，推动发展,而不仅仅局限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但欲速则不达。“四国联盟”在其决议草案仍存在很大争议的情况下,意图在6、7月间强行将决议草案提交联大辩论表决,只能引起更大的反对和分裂。
面对日益加剧的分裂危机，中国政府先是在6月1日表示，“四国联盟”提出的决议草案危害联合国改革进程，如四国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中国将投反对票。接着在6月7日，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强调联合国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中国希望联合国改革兼顾历史和现实因素，在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均应有所建树，特别是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
中国政府的这一表态，是一贯立场的延续。对于联合国改革，中国赞同安理会扩大，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改革方案应达成最广泛协商一致，在未达成最广泛共识前，反对为改革设定时限，反对强行表决。中国的表态，是为了维护联合国的团结，维护安理会的权威，防止联合国分裂,也反映了中国等亚洲二战受害国的心声。
不久前，亚洲许多国家爆发了大规模反对日本“入常”的示威，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对曾经侵略亚洲国家的行为毫无悔意,对给各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拒绝谢罪。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为战犯翻案等行为，不断刺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四国联盟”决议草案的反对,实为维护本国利益和民族感情之必然。
继中国明确表态之后，在伊拉克战争中与德国结下龃龉的美国，也表示不支持“四国联盟”提出的安理会扩大决议草案，“四国联盟”入常计划受到沉重打击。面对这样的情况，四国联盟一方面考虑对原来的议案加以修改，提出新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可以冻结15年，以提高“现五常”对议案的认同率；另一方面也打算把递交草案的时间由原计划的6月份推迟到7月份甚至更晚，以争取在7月初举行峰会的非洲联盟和加勒比共同体中得到更多的国家支持。
这种应变的策略加上经援外交，或会在立场迥异的成员国中收买更多的共识，但不会促成联合国改革的成功，只会加剧成员国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的调整难度。联合国改革是一种复杂、艰难的协调，事关全体会员国的共同利益，涉及各方切身利益，必须发扬民主，充分协商，达成最广泛的共识，才能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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