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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外这样总结：“红灯变得快”“脑筋急转弯”“标志牌误导”“广告瞎起哄”
安徽小伙子陈建旺来上海做生意快两年了，为了跑业务，经常要开车。说起上海的道路交通，小陈感触最深的就是交通标志经常让他这个外地人“吃药”(指上当)。“上海有几千条路，没个一年半载根本没法熟悉，这种时候，交通标志显得更重要，但是，我感觉，外地人在上海开车还是很头疼。”他给记者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除非你是在30米外斜眼看”
有一次，他在淮海路上开车，准备进一家商场附近的大停车场。车子刚开到停车场门口，警察就把他拦下了，向他敬个礼，然后告诉他：这里禁止左转弯。这个时候，他后面又有两三辆车因为尾随而至，也被警察抓个正着。罚款后经人指点，小陈才知道，原来淮海路上有一个“禁左标志”，但是，这个标志高高悬挂在司机的头顶上，任谁也难以注意到，“除非你是在30米外斜眼看”。
还有一次，陈建旺在延安东路地面上开车，准备进延安东路隧道。但是，行驶在左边车道的他不知道，只有靠右的车道才能进入隧道。等他开到附近一看，两根车道之间已经变成白实线了，不能变道。无奈之下，他只能把车开到外滩，再掉头重来一遍。这一次，他还是没有看到提示标志，他变了车道过隧道。过了不久，他第三次过这个隧道，碰到红灯，警察规规矩矩给他敬了个礼，说：“你从这个路口走了三次，第二次的时候违法了，我要罚的是你第二次的行为。”陈建旺打心底里佩服警察的眼力，也打心底里抱怨：这个路口的设置还是让人开车的吗？
“你跟国际接轨也没错，但是搞得我们都没方向了”
陈建旺还有一件事特别不能理解：上海所有高速公路的名称都用英文字母加数字编码，例如，A20公路就是外环线高速。“你跟国际接轨也没错，但是搞得我们都没方向了，”他说，“我在上海开了一段时间的车还能记住几条路，刚到上海的司机谁能搞清楚？”现在，上海高速公路、立交桥上的指示牌都只标公路的编码，他说：“你哪怕在编码后加注个说明，举手之劳，司机就轻松多了。”
跟陈建旺相比，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郑翌，作为本地人，对上海路面和交通管理的情况都更熟悉。然而，他也有他的苦恼。有一次，他深夜坐飞机到虹桥机场，他父亲开车去接他。父子俩心想，深夜走高架道路最适意不过。谁想到，车子从延安高架开到南北高架路口，才知道南北高架封闭了。车子兜了一大圈，经过一番周折才到家。“延安高架上那么多电子指路牌，怎么就没一个提示一下呢？”他愤愤地说，“在上海这座城市，12点并不算晚，有关部门不能因为很晚就放松管理了。”
“你蹦出一个人家毫不知晓的路名，指示牌不是形同虚设了吗？”
郑翌告诉记者，上海有一些“药头路口”，对不熟悉路况的人来说，“吃药”是十分容易的。比如，一条直道往前开，快到一个路口的时候，马路上的直道标志突然变成转弯专用道标志。司机还没有反应过来，车道间的虚线已经变实线了，司机要么直走违法，要么不情愿地转弯、走冤枉路。
作为本地人和“老”司机，郑翌还想为外地司机和“新手”说句话。上海道路上的交通指示牌不算少，但大多是写道“往XX路”，而不是标明南北东西。郑翌说：“人家看地图找地方，肯定是先看方位。你蹦出一个人家毫不知晓的路名，人家还是搞不清楚，指示牌不是形同虚设了吗？”他还指出，司机一犯晕就很危险，就得放慢车速，在路口犹豫……而这些都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前土耳其驻沪领事诺扬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是一个“上海通”。这位洋“啄木鸟”总结了上海交通管理方面的几个缺点：“红灯变得快”，车辆经常要等两个红灯才能到路口；“脑筋急转弯”，变道不提前及时通知司机；“标志牌误导”，有的给树叶遮住了，有的指路语焉不详；“广告瞎起哄”，有的广告是一双一层楼高的眼睛跟你对视，有的是一个人笑成了两张嘴，不晕才怪……
法学家认为
交通协管违法，行政机关有责
谈起北京嘉里中心个别交通协管员“看人下菜单”、以权谋私乱执法的现象，华东政法学院教授邹荣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必丰认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赋予特定的单位和个人以一定的执法权，但是，一旦其出现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必须承担后果和责任。
如果公安机关是委托协管员个人进行执法，那根本就是与法相违
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相关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第十九条又规定，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邹荣说，行政机关考虑到行政成本、执法人员数量限制的因素，可以依法委托执法。从当前披露的事实看，北京的这些交通协管员已经在进行行政处罚。但是，这些协管员归哪个单位？那个单位是“事业单位”吗？都不清楚。再进一步，如果公安机关是委托协管员个人进行执法，那根本就是与法相违。如果协管员是被公安机关聘用的，那他的执法资格就值得怀疑。“就连警察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进行交通执法的，刑警可以站马路吗？”他说。
既然协管员实际上已经在进行执法行为，他就应该比照进行公务活动的公务员适用法律
叶必丰认为，协管员必须具备《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才可以进行执法。即使如此，公安机关也应该事先对公众进行公示，声明已经赋予协管员执法权，以及具体的执法权限。否则，协管员与其他公民就没有区别，任何人都可以拉起一支队伍、穿上制服去执法。再者，从“协管员”的称谓看，他其实是协助管理、协助执法的，并不具有调查取证权、处罚权等行政执法权力。“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偏差。”他说。
对于这起事件造成的后果，邹荣告诉记者，既然协管员实际上已经在进行执法行为，他就应该比照进行公务活动的公务员适用法律。第一，他们已经构成索贿、受贿，要么就是违反行政纪律，要么就是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第二，他们处理事情的原则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即使行政机关赋予他自由裁量权，他也不能违反公平原则，”邹荣说，“‘看人下菜单’已经远远超出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叶必丰强调，行政机关必须为他们委托或聘用的协管员的行为负责。
协管员的罚款训斥不少驾车人都领教过
“现在是什么人都有，明明是红灯，他睁着眼就往前走，怎么说都不管用，”今年43岁的协管员赵某告诉记者，现在在路口、尤其是等红绿灯时，时常有行人闯红灯，而且不听劝阻。“要较真的话这一天净打架了”，至于逆行等等违章行为就更多了。
同时，被停车管理员或交通协管员罚款甚至训斥，也是不少驾车人遭遇过的尴尬。记者了解到，北京市目前能够给违章停放机动车贴的罚单的单位有交管部门、交通协管员、社区警察等，都有权对违章停车行为作出处罚。而很多司机在采访中对交通协管贴条权限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北京的新交法中明确提出，“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队伍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劝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这就明确了协管员的职能范围。
有关专家表示，由于目前这些“被授权”人缺少培训，执法意识相对不足，往往采取自己认可的方式进行“管理”，常常有侵犯公民切身权益的事情发生，这就会给授权的执法机构带来信誉损害，造成新的社会不和谐。
北京“褐色”协管人数与交警基本持平
在北京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和路口，经常可以看到身穿褐色制服、手拿小旗的人在指挥交通，这就是北京的交通协管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市的交通协管员有大约3200名左右，与交警数量基本持平。
北京的交通协管员可分为路口协管员和路段协管员两种。路口协管员就是在路口举小旗、吹哨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负责约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行为。路段上的交通协管员可以给违章停车贴条，罚款额度一般为50元。但是，他们只负责贴条，不负责收费，少数交通协管员可以给违章停车拍照。根据规定，北京市四环以内出警时间为10分钟，警力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因此今后北京交通协管员的队伍还将会继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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