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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巴曙松
人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赵锡军
问责制是一大进步
记者:中国的商业银行在问责制度和绩效考核、风险控制等方面和外资银行还有不小的差距，近来以建行为首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开始建立问责制度，您认为这将对商业银行产生哪些影响？
巴曙松:从软约束的问责到硬约束的问责，无疑是一个进步。中国不少商业银行在内控制度上的最大缺陷是，内控制度制定时看起来十分完备，但出现问题时，就不知道找谁负责；或者是责任被一些特定的内控制度化解和消除了，比如不少银行习惯采用的不记名投票的信贷委员会制度，就会使不少责任被消除，或者将来无法进行问责。
在不少主流的国际化商业银行，比如汇丰、恒生、花旗，虽然也有信贷委员会，但责任都是明确的，能清晰地落实到个人，各个环节有什么样的风险，不同级别人员有多大的权限，都非常清晰；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很清晰地判断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在中国的一些商业银行，因为没有问责，导致投票权必然成为廉价的投票权，容易被“收买”，形成道德风险。
赵锡军:问责制是一种中性的管理措施，它可以帮助银行解决一些正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不利事件，尽可能减少这些事件对银行的不利影响。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关键时期，用这一制度督促各级管理人员勤勉工作和高效负责，有助于改善银行的内部治理环境，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
但问责制能否对银行高管犯罪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很难预料，因为以前商业银行有比引咎辞职更厉害的监管措施，比如追究金融犯罪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些措施一直就有，但银行犯罪依然层出不穷。
具体实施阻力重重
记者: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问责制的实施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巴曙松:要把问责制度放在整个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公司治理的本意，就是要在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和员工之间建立一套协调有效的问责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但是，我们现有的体制因素，在公司治理层面存在的缺陷，都有可能对未来实行真正的商业银行问责造成制约。
比如说，在当前的银行治理中，是党管干部，党委在未来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规范的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进行人力资源的调整，是最重要的银行经营管理权限之一。但是，如果董事会对人力资源没有调配的权力，很难设想能够有效调动银行的资源。在党管干部的制度下，任免和考核的程序是不是以风险调整之后的业绩为导向？如果不是，就可能产生两种导向，一是上市银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导向，另一个可能是以行政级别的提拔为导向。
又如，怎么保证董事会的合格尽责、以及董事的合格透明程序。按照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一个合格的、有执行能力的董事会是整个公司治理和问责、绩效考核中的核心环节。可是，怎样保证董事会是合格的呢？董事会的选拔程序是以行政官员为导向还是以绩效考核为导向呢？董事的考评以什么标准进行呢？是行政部门选拔官员还是市场化招聘？如果董事会不能尽责，谁来监控，怎么监控？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到未来商业银行的问责制度的走向。
记者:也有人认为，国内的商业银行存在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这是否也对问责提出了挑战？
巴曙松:没错。有的国有银行目前初步具备了董事会、股东会和经营层的大致格局，但是对于董事会等的日常运作还缺乏经验，例如有些商业银行一度对外部董事非常防范，如让员工不要随意对外部董事介绍情况。这实际上是典型的内部人治理的模式。国有银行的改革如果是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就实际上演变为自己改自己，带有浓厚的内部人控制色彩，对参与改革的集团有利的方案可能执行得多，对自我约束方面可能就执行得柔和一些，比如，高管人员涨工资可能就是最容易得到执行的一个改革方案。
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在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中越来越强调利益相关者，比如员工、债务人、社会公众等在公司治理和问责中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乃至中国的公司还没有明确应该把利益相关者摆在什么位置，比如让员工下岗还是不下岗？补偿还是不补偿？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利益失衡，往往会导致案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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