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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太太快80岁了，在江南一座小城里生活得很舒心。她每月可以领到400多元退休金，自给之余，还能时不时给曾孙添件衣服，买袋奶粉。天气好时，她就去公园走走，或者到所余无多的老姐妹们那里串串门。
孙子阿强的生活似乎远没有她悠闲。他高中毕业后进了国企，加上妻子的收入，每月有1000多元，虽不算多，但养活一家三口已绰绰有余。和他一起长大的阿三正在筹建第二个工厂。他的另外一些同学，不久前下岗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他。眼看着孩子就要上学了，阿强有时会叹气，这时做过地主家童养媳的高老太太就要训他两句：“该知足了！咱们这日子，比旧社会的地主都不知道好多少呢。”
这是一个在今日中国随处可见的家庭。他们生活日益富足，但也觉得自己和其他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的处境，给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做了鲜活的注脚。6月19日，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公布了一项对全国54000多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最高10%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10%收入组人均收入的11.7倍，比去年同期的10.9倍又有所扩大。
6月21日～22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央视资讯ePanel会员调查系统，对来自全国各地1546名公众的调查显示，95.3%的人认为，现在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这让参与调查的人们感到担忧。他们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是对我国社会良性运行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和就业问题。
这一调查结果暗合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目前中国社会领域影响最大且将长期起作用的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水平。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正在成为各级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许多学者指出，收入差距、就业、社会保障三者并非孤立，它们彼此纠缠，相互影响。解决收入两极分化的可行办法，一是解决就业问题，再就是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几年前，人们谈到就业问题时，想到的可能是“4050”下岗人员。而今天，人们可能更多地想到昔日的“天之骄子”———大学生。随着大学生就业难日益普遍，青年就业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每一则关于就业的新闻，都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5月28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刘大为在一次活动中指出，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要达到73%以上，即不低于去年水平。但高校毕业生所面临的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则显示，71.7%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就业更难了。而对于未来十年的就业形势，人们同样并不乐观。51.0%的人认为，未来的就业情况将会越来越差。
丁宁宁认为，导致目前就业难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劳动适龄人口居高不下；初级劳动力市场总量过剩；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而这三个因素在2020年以前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在影响着尚未就业的人们，同时也在影响着正在就业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被淘汰了。比如阿强，他最担心的不是钱不够花，而是什么时候这个工作没了。本次调查显示，55.1%的人和阿强一样，虽然还没有失业的经历，但心理压力很大。35.9%的人有过失业经历，没有感受到就业压力、认为失业离自己还很远的人仅占9.1%。
相关保障措施的缺位，让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本次调查中被公众视为维持我国社会良性运行的最重要因素。
社会保障作为改革开放中进入政府视野的问题，即便在城镇居民中也只覆盖了不到一半。在6月16日中宣部等联合举办的形势报告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指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而不是城市居民保障部。但是目前财力有限，还无法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国家正在探索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让更多的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制，一般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政府财政出钱的社会救助、以缴费为基础的强制性社会保险、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自愿补充保险。丁宁宁认为，“社会救助”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当前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情况下，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承担、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的经济责任。本次调查中，73.3%的人认为，社会保障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最有责任帮助失业者。
经济学研究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社会阶段，是最容易产生社会矛盾的时期。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就业问题、社会保障、农民失地、矿难事故频发等，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探索释放社会紧张的途径，着力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正在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不容回避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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