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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觉得我的调查“没有用”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太行山麓农民，面对这个带着眼镜拿着本子的城里孩子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郑州晚报：你选择的调查地点是自己的老家(山西省沁源县一带)，为什么？
李强：我当时想自己是一个学生，做这样一个调查要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或者别人对你还算熟悉的地方，这样比较容易成功；并且那一带的村庄也很有代表性，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从事矿产的比较少一些。另外，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调查之初也是从熟人开始的，我借鉴了这种途径。
郑州晚报：都做了哪些准备？
李强：主要是按照以前读过的一些社会调查方法和我读后的一些心得，把自己的调查计划大致列了一个提纲，比如被调查人身份类型、问题方向、观察角度等等具体的东西。身上带了两三百块钱，笔记本和笔就去了。因为我们家还有不少亲戚在农村，分布的也很广泛，吃住上不用操心，基本在亲戚家里。
郑州晚报：当地政府部门和普通老百姓如何看待你的身份与行为？
李强：我的调查采用的是访谈式，就是到农民家里去实地观察、谈话。因为有很多亲戚在农村，不少调查对象都是亲戚的熟人，我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家庭由他们给我推荐，所以无论是普通农民或是村干部，他们一般都比较配合，基本有什么说什么，对我没有太多的看法。
郑州晚报：曹锦清老师当年调查也是依靠熟人网络，但常常遇到除调查对象之外的人为干扰，你有没有遇到？
李强：没有遇到过。我遇到的最多的困难多是很多受访农民的一种不积极的心态，就是觉得给你说了也没有用，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这种心态确实是我在调查中经常遇到的，其实只要他没有刻意地对你保密，如果你找到突破口，他的话匣子就会打开。有一次我到一个村里跟支书聊天，他说话积极性不高，心里大概在想你一个学生能起什么用？当时我们在他们的党员活动室聊，我注意到这个活动室搞的比较漂亮，跟村里其它建筑相比显得比较“豪华”，但村里用处并不大，很显然是应付上面视察的产物。我就以这个为突破口，问支书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支书说，借的，现在还欠人家1000多块钱呢。话匣子就打开了。
郑州晚报：那你觉得自己的调查“有用”么，你怎样看待他们这种心态？
李强：一个调查对农村问题的解决起到多大的作用，我觉得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你对你自己，或者社会对你都不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我是一名调查者，并且还是未跨出校门的学生，首要的是要去了解情况；即便有了一些想法也可能是不成熟的。所以在具体解决农村问题上，我没有很直接很功利的目的。他们的这种心理，我想大概是中国农民的历史积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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