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孤寂人生
被人从河里救出后，万爱花再也不敢在羊泉村住了，稍能动弹，便逃到村外。
然而，由于受日军残酷摧残，万爱花全身“瘫痪”，生活能力尽失，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于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领养了一个小姑娘。
“别人家是大人养孩子，我家是孩子养我！我一辈子都离不开娃娃，是我拖累了她啊！”谈起女儿，老人的眼眶又红了。
万爱花逃出日军魔爪后，在床上躺了三年多。期间，小小年纪的养女给她端屎端尿。她和养女的生活靠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帮衬。女儿大点后，就四处奔波：到野外拾柴火挖野菜，去好心人家讨吃食。万爱花自己身体稍好，便带着女儿挨村挨户乞讨。两人相依为命，从盂县一路乞讨到太原。
后来，万爱花就给别人家当保姆，或帮人做一些针线活，缝补棉衣、裤子，挣点钱，维持母女的生计。女儿十来岁时，万爱花送她去上学。
“我上了好几年学，但真正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因为妈妈有病需要照顾，家里生活又困难，我无法正常上学，去上学也无法专心，一般是上午上学，下午去捡柴、要饭。”现已60多岁的万爱花女儿说，“那时经常去一个部队讨吃的，他们都认识我了，知道我有一个可怜的妈，一看我去，就说来了，快给她吃的。”
被日军摧残后，万爱花不仅失去了生活能力、生育能力，那段“经历”更在她的心里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几十年来，万爱花封存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也谢绝了一些愿意照顾她生活的男人。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当看到别的女人与丈夫、孩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是侵华日军夺去了我做正常人的权利，他们毁了我一生……”说起这些，坚强的万爱花呜呜地哭了……
让她感动的是不少有公益心和正义感的人士，坚持不懈地帮助她，支持她。两年前，当地政府对万爱花实行农转非，并给予低保。2002年，5位山西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把万爱花列为山西省慈善总会重点救助对象，经核查后确定。
呼唤正义
“我已经77岁了，恐怕活不到官司打赢的那一天。我就是不服气啊！”万爱花不断重复这句话。
一直以来，万爱花怀着耻辱心默默承受着侵华日军留给她的身心伤害。上世纪90年代，盂县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找到了她，开导她，让她站出来，说出历史事实。她思考许久，鼓足勇气，决心向世界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并要讨回公道和尊严。
1992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本召开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万爱花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女性幸存者代表，踏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在听证会上，万爱花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了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期间，她几次悲怆地昏了过去，听证会顿时鸦雀无声。
听证会上，一位70多岁的日本老太太哭了。会后，这位老太太找到万爱花，并握着她的双手说：“我们日本好多人只知道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听了你的叙述后我才知道，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日本教科书里没有那段历史，我们只知道日本帮助那里的人民解放，根本没想到那是侵略。你讲的这些，应公开告诉日本国民，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那段历史事实。”
之后，万爱花与另外10多位受侵华日军凌辱的山西女性联合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侵华日军性暴力，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为这场官司，10多年来，万爱花不顾年迈体弱，数次去日本，在东京法庭出庭作证。
今年3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在中国“慰安妇”诉讼案判决中，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进行赔偿的诉讼。得到再次败诉的消息后，万爱花非常失望，她说：“日本兵过去侵略中国，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日本政府理应为自己的侵略罪行负责，向受害者谢罪，赔偿经济损失。”
万爱花说：“我13岁就参加了革命活动，那时候我当村妇女主任，投身抗日，就是为了正义。现在日本不肯承担历史责任，这我不答应。”“我一定把官司打下去，直至赢。如果我死了，我女儿接下去打，一定要讨回公道，要回尊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