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前发展遭遇资源环境约束瓶颈的形势下，专家们表示，京津沪应充分利用科技、人才、资金等优势，率先启动符合资源消费特大型城市特点的“节约型社会发展战略”，在全国发挥表率作用。
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齐建国、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博士、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唐忆文和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咨询部副主任唐益龄。他们认为，节约型社会是指将节约的理念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根本上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保证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京津沪一方面资源短缺压力特别巨大，另一方面则基本具备了建立和发展节约型社会的客观条件。三地的产业集中度高，门类较全，易于形成规模效益，具备工业区域或园区内建立循环网络的条件；技术水平领先，可获得先进科研成果的支撑；拥有大批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信息聚集，能及时掌握相关产业和技术发展应用的动态；资金投入能力强，政府有能力对诸如固体废弃物处理等公益项目进行财政支持；市民环境意识较强。
专家认为，京津沪启动节约型社会发展战略可从以下四个层面加以构建和推进：
——建立节约型产业结构和生态型消费结构
目前京津沪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均处于支柱地位，其能源消费始终占据绝对比重。从资源制约的角度来看，京津沪的产业发展必须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建立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资源节约型产业框架。以知识密集的金融、信息、商贸、旅游、会展，和技术密集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新材料等环境友好型产业，替代资源密集型产业，形成适合京津沪资源匮乏城市特点的产业结构。同时，调整产品结构，高能耗行业要以高端基础性材料为突破重点，提高产品附加值。作为拉动三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京津沪的消费市场规模庞大，且对周边地区有较强的示范和辐射效应。因此，要构建节约型社会，就必须率先将高消费、高消耗的“物质享受第一型”消费模式转变为适度的、可持续的“生态型”消费模式。通过观念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高消费、低消耗、低污染”的有机统一。
——实现资源节约技术研发强、转化快、应用广
现代意义上的资源节约技术，不是传统社会朴素和低水平的物质回收利用，其核心应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的先进技术。资源节约技术能够给建立节约型社会提供强大支撑。在工业领域，依靠技术进步能够使单位产品能耗降低20%至30%。京津沪科研技术力量雄厚，但当前资源节约技术在转化和应用领域普遍滞后。如，北京的科技创新能力居全国领先地位，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低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这表明科技成果未能在当地有效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相对较弱。针对这一状况，京津沪应重点加强资源节约技术的孵化和培育，构筑技术研究开发平台和技术转化中介服务平台，尽量缩短相关技术应用研究的中试环节，促进技术成果产业化，使科技在建立节约型社会中的作用达到最大化。
——确立资源节约的“尺子”和资源管理的“鞭子”
建立节约型社会不可能自然形成，必须要靠政府的推进和指导。对于京津沪三地而言，科学的资源节约评价体系和资源综合利用管理体系亟待尽快建立。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曾强势推动建立针对行业和企业的资源节约评价体系，并将节能降耗与行业、企业负责人的政绩测评考核紧密结合，结果各项用能指标逐年大幅下降。而近年来，由于考核监管和节约教育有所放松，指令性降耗指标逐步取消，上海的能源和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双双出现反弹。确立衡量资源节约的“尺子”和强化资源管理的“鞭子”，是当务之急。京津沪三地应尽快创建科学的资源节约评价体系，对资源消耗量大的重点企业实行资源利用公示，并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干部和企业法人的政绩测评考核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完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等方式，在公共建筑、交通、高耗能产品等重点领域设置强制标准，进一步增强执法力度。
——引导社会公众重视节约、乐于节约、善于节约
除了政府和企业，社会公众是建立节约型社会的三大主体之一。公众的节约意识与节约技能，则是衡量节约型社会建设实际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京津沪三地的经济发展和教育、生活水平较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也相对较强，但这些城市不少市民的资源节约意识和知识仍然欠缺。京津沪在建立节约型社会过程中，应大力普及资源节约的知识，向公众传授资源节约的技能和技巧。在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教材和辅助资料中，增加有关保护资源与合理、节约利用资源的内容。同时，通过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引导公众购买和使用资源节约型产品，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采取节水、节电、节气等节约措施。
据悉，目前京津沪三地政府已分别着手制订了“节约型社会发展纲要”“循环经济白皮书”等规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