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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宏济善堂关闭之谜
据曹大臣介绍，1943年底，日本政府推出所谓“对华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国主权，重视汪伪政府。此时，部分汪伪人员开始意识到日本气数已尽，竞相另觅新路，这就使沦陷区长期受抑压的民心士气有了呼吸空间，也给中共利用日伪矛盾，领导人民抗日清毒创造了有利时机。
当时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想利用民众仇恨烟毒的心理，收回鸦片公卖权。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
厉、王两人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诚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
华中宏济善堂是1939年4月在侵华日军配合下由日本特务里见甫所建。据曹大臣博士介绍，宏济善堂秉承日本兴亚院和大使馆之命，全权管理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及行政，成为日本毒化政策由伪满向华南波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也因此成为反烟毒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
1943年12月17日晚，厉恩虞、王嘉谟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还遇到日本宪兵队，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受了伤。以后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说是林柏生叫干的，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以“青年救国社”为核心，厉、王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此后声势越来越大。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当时《宏济善堂呈报各地特业商店被青少年团捣毁情形》中记载：“南京、上海、芜湖、南通各零售商及各戒烟所呈报损失数量共计中储券1332万元。而停业期内，每月营业上所受损失，约计零售商每日每家500元、戒烟所每日每家300元，尚未计算在内。”
在沦陷区“清毒运动”的声讨中，损失惨重的华中宏济善堂于1944年3月初宣布自动关闭。
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
据曹大臣介绍，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等分别采取不同形式，共同对日展开了一场生动激烈的反毒化战，“在这个特殊战场，中日两国进行了另一种生死较量”。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青年学者张基辉向记者介绍了中共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
当时根据地采取了内外结合的禁毒措施。外线禁毒：主要是由岗哨、税卡、公安局检查站等边防机构完成，这些边防机构集中设立在同游击区的交界地主或者各县通敌区的要路，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稽查过往货物”，对毒品贩运进行查禁。
内线禁毒：由辖下各区的地方税务局、公安局、工商局、各县政府及其它政府部门执行。1940年6月党中央强调“要遵照法令处置毒贩，没收毒品，枪毙毒犯。”为了使根据地禁毒斗争规范化、制度化，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2年12月1日颁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查获烟土暂行办法》(试行)，使太行根据地“禁止毒品贩售”的政策最终以边区政府法令的形式确立，各地县的查毒工作有了法律依据，禁毒工作逐步走向规范。
各县司法科在处理烟土案时，对于初吸毒者予以批判教育并帮助戒毒；对于屡教不改的吸毒者轻则罚款，重则判处有期徒刑；对于贩毒数量较少者判处有期徒刑，对经常贩毒或贩毒数量较大者则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据张基辉介绍，当时在太行根据地毒贩贩毒手法非常隐蔽，手段多种多样：有的是将烟毒藏在带有夹层的藤筐底部，有的藏在挖空的石磨中，有的将毒品藏入驴耳内，有的是“将锡筒装入料面藏入自己的肛门内”，有的是“将大包料面伪装在南瓜内”，更有甚者将婴孩的内脏掏空，藏毒品于内……
地域广阔而地理环境复杂的太行根据地在面对行踪诡秘，隐蔽较深的毒贩和吸毒者时，如果单纯依靠边防机构和政府机关的查禁，显然是不能最有效的肃清根据地之毒祸，因此根据地积极发动群众禁毒。军事性的群众组织在地方政府的带领下，深入第一线直接参与禁毒工作。
“应该说，太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巩固、发展和壮大是与同‘毒化政策’斗争分不开的”，张基辉说。
当然，由于历史原因，日本鸦片毒化遗害的彻底消除则是解放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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