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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时都不认罪
抚顺战犯管理所几乎保留着1950年建所时的原貌。走在长长的走廊里，犹如陷进一座深灰色的迷宫。
其实，这座日式建筑正是日本侵略军建造的，它的前身抚顺典狱1936年竣工后不久即成为残害抗日志士的场所，内设绞人场、停尸房，3000平方米的运动场就是由杀人场改建的，能关押1200人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典狱长本人也被关押至此。
1950年7月，走进这里的969名日本战犯都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从西伯利亚出发前，苏军称送他们回日本，而他们也把回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命运——1945年日本投降后，近60万日本、伪满官兵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收容所，除3000人被判刑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在劳役5年后已经遣返回国。
护士长赵毓英告诉记者，日本战犯刚进所时，普遍患有心血管病、高血压，与当时的情绪有关，认为自己必将受到严惩。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认罪。
据《抚顺市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有的日本战犯撕下贴在墙上的《战犯管理条例》，有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还有人故意浪费粮食，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藤田茂，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是35名将级日本战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杀活靶”进行“试胆训练”，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969名日本战犯中，属第59师团的将近300人，大河原孝一等4人昔日都是该师团的“鬼子兵”。
超常的优待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诉记者，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在采访中几度落泪。他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2005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录片《战俘回忆录》，齐亨隆每天必看。“那主要是讲日本人怎样对待战俘的，押在沈阳、东南亚的美国、苏联、中国的战俘。”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地说，那些美苏中战俘“骨瘦如柴不像人样，天地之差啊。我再想想我们怎么对待战犯的，越看越生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