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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
山东省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赵冬苓，2001-2002年间多次赴日本拍摄采访，“中归联”和老兵是她无法回避的采访对象。
许多故事她没有拍进纪录片，而选择了以采访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他们一次次地来华谢罪，但谢罪背后的艰辛和内心的折磨，被生生隔绝在了日本，无人知晓。”她对本报记者感喟。
老兵汤浅谦战后多次重返中国山西，当年作为随军医生，曾在这里从事活体解剖工作，50年后他始终没勇气在山西说出这段罪恶。他无助地询问赵冬苓，万一受害者的亲属认出我呢？他正襟危坐，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
赵冬苓依然铭记一次近乎恐惧的经历。那是中归联安排的一次采访，对象是参与当年731细菌战的一位士官。“他机械地坐在对面，机械地重复着谢罪的字眼，两眼空洞，身体枯朽，像一具没有血肉和情感的尸体。”
“有时是憎恶，有时是尊敬，但更多的时候，是怜悯：为一颗颗被战争毒害并负罪终生的灵魂，为在巨大的战争机器中挣扎的弱小的人，为用了60年的光阴，仍然摆脱不掉那场战争的阴影。”她在采访手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从1956年成立，到2002年解散，“中归联”这个组织一直是日本老兵们赖以打捞灵魂的依靠。
2002年的东京银座，福原大厦。三楼一间办公室被隔成两半，其中的一半就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房间里只有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四把椅子、两套卷柜，还有两位老人：会长富永正三、事务局长高桥哲郎。
近半个世纪里，正是在这样一种近乎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中归联和它身边的1000余名前战犯，以罕有的勇气和坦诚，直面战争罪恶，致力中日友好。
从1950年代起，“中归联”发起了查找中国烈士(指被劫虏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组织查询、募捐、签名、护送遗骨回国，争取了1500人签名，奔走筹募60万日元捐款(占17个友好团体募捐总数的1／3)。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获特赦回国后，担任了中归联的会长，曾6次护送遗骨及率团访问中国。1982年88岁的藤田茂溘然长逝，弥留之际，特意嘱咐把一套中山装穿在了身上。衣服是1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总理亲自邀请他率团访华，接见他时赠与的。
1965年9月，藤田茂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向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献了铜碑，碑文写着：“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誓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
藤田茂请求把铜碑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种种原因，立碑未能遂愿。
1968年7月7日至8月15日，中归联倡导了“中日不再战运动”。广大会员纷纷响应，发表了反战报告，并召开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国民大集会，为中日建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70年代开始，老兵们不断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来反省过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以中归联名义编辑出版的书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三光》、《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不忘侵略屠杀的天皇军队——日本战争手记第2集》等；以中归联会员个人著作出版的书，不下几十部。在中国抚顺关押改造期间的战犯忏悔录精选《三光》出版后，仅10天内就印刷了6次，发行了5万册，半个月内便抢购一空，占战后图书出版的第二位。
藤田茂第五次来华时，曾对抚顺管理所的中国管教们说：“我已经80多岁了，希望先生们能满足我的这一愿望，否则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来面请了。”
1984年10月下旬，应中归联之邀，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率原抚顺、太原管理所代表团来到了日本。中归联打出了鲜明的横幅：“热烈欢迎老师！”
在中归联的推动和组织下，一个世界监狱改造史上的奇迹出现了：从中国回国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中只有1个人背信弃义，走上了背叛和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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