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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判决书究竟意味着什么”
劣质奶粉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
“我的家庭状况本来不错，在当地属于中上等，”高政说，“然而，给小孩看病花了五六万，打官司、做鉴定等又花了10多万，现在我负债很多。”
“官司都打一年了，还是没有拿到赔偿，真没想到打官司这么累。”6月29日，疲惫不堪的高政告诉记者。
高政被称为“揭露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第一人”，他的儿子因食用“伊鹿”牌劣质奶粉，一度病危。只有高中文化的高政四处投诉，与经销商叫板，他的声音被媒体听到，最终引发了全国奶粉市场的全面整顿。
2003年6月23日，高政作为死去儿子的代理人正式起诉经销商。2005年4月14日,高政胜诉,3名经销商被判赔偿6.1万元,被告没有上诉,然而高政至今连一分钱也没拿到。
“我不知道判决书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高政说。
他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不过，高政承认前景不乐观，“如果被告把财产提前转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虽然受害婴儿超过200名，但是向经销商提出诉讼赔偿的却寥寥无几。孔维钊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总共有三户人家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中，名为童雪婷的受害婴儿从经销商那里拿到了7.4万余元的赔偿。
“那是赶上了好时候。”一位当地律师说，童雪婷案件的审理正是在奶粉风波的高潮期。
孔维钊说，“大多数家庭没有到法院起诉施害者。除了经济因素外，当地百姓不能确信法院是否能够主持公道。”“法院没人，打官司没用。”在阜阳，记者不止一次从受害者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张林伟打官司的经过就很有代表性。
2003年，在蓉蓉离开人世之后，投诉无果的情况下，张林伟与经销商张俊田签订书面调解协议，张俊田承认是销售的劣质奶粉造成张蓉蓉死亡，并自愿赔偿12000元。
由于赔偿没有完全兑现，张林伟又开始投诉，2004年12月，张俊田被判决赔偿张林伟6万元。由于被告未主动缴纳赔款，张林伟开始申请强制执行。然而，从2005年年初一直跑到3月，法院的人一再推脱，始终未能执行。
无奈之下的张林伟，在别人的点拨之下，开始“上泡”(当地话，行贿的意思)，先后吃饭、送礼花了7000多元。
执行的进程开始加快，在查封了被告的财产之后，被告表示只能掏出3万，再也没钱了。无奈之下，张林伟只得同意。
“法院连死亡婴儿的赔偿金都敢伸手要，还有什么不敢拿的？”张林伟痛苦地说，他补充道，这些事情发生在阜阳中院腐败大案之前。受处分官员低调行事
作为2004年阜阳“假撤职事件”的当事人，徐学顺时任太和县工商局长，面对记者的询问，说了实话:经县工商局党组集体研究，出台了那份“站不住脚”、只上报给国务院调查组的处理决定，“这也是迫于形势。”
随后，徐被撤职。
在一些人看来，徐学顺被罢免不是因为他欺骗国务院调查组，而是因为面对记者，他说了真话。
记者辗转联系到了被免职的徐学顺。他不愿意接受采访，只是表示，“自己认为当初工作干得很好，自己没有错，是冤枉的。”之后，记者再拨打手机，他不再接听。
徐学顺只是风波中受到牵连的官员之一。在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问责过程中，包括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内的14名地方主要官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时任阜阳市政府副市长的马明业受“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辞职”。据媒体当时的报道，马明业当时的表态是“就在家里看书学习，想要过一段平静的日子”。
据阜阳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辞去副市长职务之后，马明业在市政府督导组担任组长。“实际上也就是退居二线了，”一位熟悉阜阳官场的人士告诉记者。
严伟说，整个2004年，阜阳卫生系统几乎都在反思劣质奶粉案的教训，被“责令辞职”的阜阳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目前在卫生局内从事事务性工作，“工作做得不错，但是很低调。”
在事件中，阜阳市质监局曾经被指责为“不作为”，市质监局局长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副局长被行政记过处分，下属颍州分局局长和一名副局长分别受到强制辞职和撤职的处理。
阜阳市质监局办公室郭主任告诉《望东方周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质监局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在劣质奶粉事件之后，他们已经吸取教训，与工商局等相关部门定期举行联合检查，对全市的食品卫生企业实行网络化管理。
在2004年的劣质奶粉事件中，面对蜂拥而至的全国媒体，阜阳相关部门的“消息封锁”曾经饱受指责。
一年之后，劣质奶粉受害婴儿悦悦的亲属告诉《望东方周刊》，一些官员曾经找过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和媒体联系，别再给政府脸上“抹黑”。而张林伟则告诉记者，当初一些官员曾经到他家里，把媒体留给他的名片都要去了，不让他再和外面联系。
“不过，我早有准备，抄了好几份。”张林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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