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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的日子
2000年，阿冰到深圳打工都有一年多了，初二没读完就辍学的阿星吵着要去上海，说有个老乡在那边有亲戚。老闭开始不同意，后来拗不过，宁愿让他来自己身边也不想他去上海，“我们总能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吧，起码不要让孩子受委屈。”
坐了十几个小时长途汽车，阿星是跳着下来的，深圳，公明，听父母说了无数次的这两个地名，那一天才真正看到。而在此之前，阿星甚至连天等县城都没有去过。
阿冰记得，弟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这里好神奇！”
一个月之后，阿星吵着要去打工，说不能天天在这里白吃父母的。当时阿星只有17岁，而一般的工厂招工都要年满18岁才行，阿星就借了老乡的一个身份证应聘到了公明一家橡根总厂(后转到橡根分厂)上班。这以后，阿星的公开的名字就成了——闭伟勋。
在橡根分厂人事部，记者查到了阿星当时的工作记录：闭伟勋，1982年生，2001年11月3日进厂，2002年8月16日离厂，奖惩记录一栏是空白，离厂原因一栏中写的是“自离”。人事部易姓主管介绍，闭伟勋当年既不是辞职，也不是被开除，而是突然就不来上班了。
阿星工作时带班的郑班长还记得这个人，“个子高高的，很喜欢笑”。郑班长记得阿星当时没有违反过纪律，很听话，“当时他跟我这个班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接触不算多，我让他去做事什么的他都会很服从。”
据阿星的姑父杨先生讲，阿星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老乡。杨当时发现阿星在工作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而且有几次请假离厂，“后来，阿星就不在厂里了。”
杨了解到阿星当时是和一些老乡混在一起，“那些人没有工作的，都不上班，没钱就抢。”杨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老闭。
离厂后数月，阿星一直没有回家。老闭说，他肯定是怕我骂他。
实际上，阿星长到20岁，老闭夫妻从没有打过孩子，骂都没骂过，甚至后来阿星考试不及格的时候都没骂过。老闭总觉得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亏欠着孩子，“当时到广东打工就是为了赚钱让几个孩子读书，他们那时每个人的学费都要一百多块。”但刚到广东来的时候，老闭每个月只能赚三百多块钱，仅够自己生活，更别提往家里寄钱了。
而在橡根分厂闭伟勋的用工记录上，最后的截止时间是2002年8月。至记者傅剑锋今年2月在温江村与阿星谈话时，阿星告诉傅，他已经在家里呆了几个月了。
一个事实是，从2002年8月以后，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阿星在我们的调查中消失了。这两年阿星在哪里？做了什么？他是否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清白？……阿星的家人对他这一段经历都很隐晦。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的情况是，2003年以后，宝安区特别是公明镇的劫案上升。阿星自己曾对本报记者承认，他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和这批被称为“砍手党”的同乡混迹在一起，帮他们做饭。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
阿星一直都是老闭的骄傲。老闭在厂里工作了13年，现在每个月可以赚到一千二三百元，老婆也能赚个七八百元，除掉210元的房租，每个月的开销在500块左右。
在阿星没出事的时候，老闭最大的梦想就是阿星和弟弟都结了婚，自己抱上了孙子，然后就回老家“享清福”了，毕竟自己的父母年纪也大了。
两年前，老闭在家里盖了一栋两层楼，就准备给阿星和他弟弟以后结婚用。“这是村里数一数二的二层楼啊，村里人都很羡慕的。”阿星的妈妈只是在说到这里时，眼睛里才流露出一丝笑意。
然而这一点希望现在都已幻灭。“现在头很乱，每天都不知道在想什么，上班时候同事打招呼几次我都听不到。”老闭有点心灰意冷。
阿星这次去汕头，实际上是老闭的一番苦心。“他在这边我不放心，想让他离开这个环境远一点。”
出事前几天，阿冰还给阿星打过电话。阿冰告诉记者，阿星对在汕头的这份工作还是充满希望的，电话里阿星告诉姐姐一切都好，过了春节可能会成为小师傅，赚得会更多，现在就是上班蛮累的，就是想多睡一会。
记者在公明采访了十几个天等县的打工仔，他们其实和阿星都有着大同小异的经历。
小陈小学5年级辍学，至今还欠着老师当年垫付的学费。1995年到公明打工至今，已成家生子。小陈的老婆和3个妹妹也全部都在珠三角打工。
小陈每天的时间表是这样的，6时起床，早饭后7时10分到厂边列队，7时半进厂工作，中午没有午休，午饭在食堂吃，当天的午餐内容是两块烧鸭、一碗饭、一份豆腐渣，价值2元5角，下午工作到19时30分，回到家煮饭冲凉，21时30分睡觉。除每个月一天的休息时间外，小陈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持续了10年。
公明的外来工比例巨大，像老闭居住的茨田埔村，大部分的民房都被外来工租住。茨田埔社区居委会麦姓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本地居民只有1000人，而外来工则是本地人口的20倍——2万人，其中有1万人来自广西。
公明一家大厂的负责人则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不招天等人进厂做工了。”
今年1月，宝安公安分局一位领导亲率干警奔赴广西天等县，希望了解砍手党的犯罪成因。
公明派出所刑侦队长冯队长当时去了天等，他告诉记者，上映乡没有一家餐馆，没有一处旅店，好多地方甚至都用不上电。穷，是天等留给警员们的第一印象。
上映乡派出所一共只有5个人，“那边的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民风淳朴。”冯队长说，据当地警方提供的情况，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谁回去带的钱多，谁才有面子，说明谁混得好。“他们作案的时候都清楚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公明的一位公务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社会大环境应该是对天等人影响最大的，比如说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这都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协调。
另一位警员的观点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他说，谁都不愿意走这条路，但现在很多地方连基本的9年义务教育都还实现不了，被他们抓获的好多犯罪嫌疑人连自己和父母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何以谋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责任该推给社会，阿星的同村老乡赵阿荣就说：“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我们温江村在外面的很多人，大多数还不都是在老老实实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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