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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在天津街头开炮轰击 |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电话闸口街二、五局，河北的六局，河东的八局及法租界的电报局，先后被日军接管。嗣后，日伪政权将电话、电报两局合并，成立了“华北电报电话公司”，总局设在河北路北口(今市电话总局)。因电话三、四两局在英、意租界内，日军不能以武力接管，在地下党员朱其文的领导下，以局长张子奇、总工程师朱彭寿为首的电话局广大职工，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与日本侵略者及日伪政权展开了一场不屈的斗争，坚决不交出电话三、四局。这就是历时3年之久的电话局“抗交”事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真正开始。
同年天津沦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天津各阶层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10月8日，日军驻津司令官在投降书上签字，天津人民从此摆脱了长达8年的亡国奴生活。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特撷取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事件，如雁翎队、抗战儿童团、曲艺界抗日活动等，以此纪念那些为民族解放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们。
电话历史
早在庚子(1900年)以前，电话便已传入天津，但当时只是在租界内使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后，丹麦人璞尔生在天津成立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译音)公司，经营电话业务，并在天津与北京之间架设了单线电话线。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电政大臣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天津、塘沽之间架设电话线，于是，清政府从日本购入机械设备，并聘用日本人吉田正秀为技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建成了复线电话线。后又用5万两白银收购了璞尔生的德律风公司，在东门里二道牌坊成立电话局，聘请丹麦人罗泰为工程师，改私营为官办。
民国后，随着人们对电话快捷、方便的性能的逐步认识与了解，社会对电话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天津政府在闸口街设立了电话总局即二局，改原来的磁石式电话为共电式电话。当时电话用户已达3000多户，并在逐年增加。于是，1922年又在英租界增设了电话南局，即三局(今四川路)，不久，又在意租界设立东局，即四局以及北局，即六局。后因军阀混战电话线路屡遭破坏，遂改三局为电话总局。1927年，从德国西门子电机厂购入国际最新型电话机，将租界里的二、三、四局陆续由原来的人工话机改为自动电话。
设备安装调试好投入使用时，外方人员借口中国方面没有人能胜任而坚持要派外国人担任总工程师，中国方面则推荐曾留学美国、德国，攻读数学、电信工程的朱彭寿。外方提出要通过考试决定，最终，朱彭寿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这一职位，为中国人大长了志气。
接收不成屡施破坏
坐落在英租界的电话三局，是天津电话局总机关，局长及科室职员均在此办公，与意租界的电话四局之间仅隔一条海河，两局遥遥相望。1937年9月、10月，日军及日伪市政府曾多次要求接管电话三、四局，英总领事均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1938年2月10日，伪天津“市长”潘毓桂突然来到电话局，声称奉命前来接收电话局，并当即出示了一颗刻有“天津特别分署”的关防。接待潘的科长金敬祈见“市长”亲自来接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局长张子奇、总工程师朱彭寿及时赶到。他们把关防抢过来退给了潘毓桂，并义正词严地表示：没有英租界当局的同意，谁也甭想打电话局的主意，电话局全局职工“抗交”到底，誓与电话局共存亡！潘毓桂只得灰溜溜地走了。此事发生后，英租界工部局立即在电话局门前设岗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月28日，日军向英、意当局施加压力下令割断第一区与英租界间的电话线，并运走了全部电讯器材。3月2日，英、法租界当局妥协，拟同意日伪接管天津电话分局，但因电话局全体职工的坚决抗争而未成事实。
3月13日，电话局部分职工为老职工郝玉亮送葬时，被日本宪兵逮捕了8人；15日16日，在日、法租界的路口，日军又截捕了十几名电话局员工。日军这次阴谋破坏，给电话局“抗交”行动蒙上一层阴影，职工内部也有人出现了动摇，甚至有些线路工人离开了电话局。面对严酷的现实，地下党员朱其文立即召集电话局职工开会研究应对措施。大会决定决不屈服，把“抗交”坚持下去，并安排租界外职工立即携眷属迁入租界，无住所者暂时住在电话局内；动员老工人推荐亲属、子女来局工作，由总工程师朱彭寿做基础培训。这样，电话局业务才得以维持。
此后，日本特务又指使汉奸潜入租界，打开马路电杆上的电缆分线箱，注入镪水，一度造成电话线路混乱，无法正常通话。在线路工人的昼夜抢修下，电话线路才恢复正常。为防止敌人再次破坏，英租界当局派出许多巡捕在分线箱下昼夜巡逻。因为英方也不希望电话局被日军接管控制，所以，他们当时对电话局“抗交”行动是支持的。
领事团接管
但日军为达到接收目的，不断对英方施行高压政策，甚至扬言要派军队强行接管。英方也不甘示弱，7月3日，10余辆载重汽车运送200余名士兵进入英军兵营，5日，英当局下令英商赛马场停止赛马活动，改做增援部队的飞机场，摆开一副要与日军决战的架势。但见日军态度坚决，随时可能发生武装冲突，英方深恐事态扩大，遂提出由英、意、法、德、比五国派代表暂时代管的缓冲办法，得到了日方的认可。
7月1日，局长张子奇、科长金敬祈被在英领事馆的“英、意、法、德、比”领事团传去，命他二人“立即将电话局结束移交领事团”，张子奇当即质问领事团：“我们想知道结束原因是什么？你们接管是否有合法手续？”意国领事说：“眼下还没有手续，不过三日内定会补齐所有手续。”张子奇回局后，立即召集各股主任商议对策，最后他们议定了四项移交条件：一、保障电话局所有员工及家属的安全；二、不得改变电话局原有职员工人数和位置；三、一切待遇应比照交通部的规定执行；四、不许将电话局交与第三者。领事团对前三项条件予以肯定，没有答应第四项。因第四项未予圆满答复，全局员工立即秘密组织工人纠查队，保卫电话局，保护职工、家属。
布置好一切，当日局长张子奇突然失踪，电话局一切事宜由科长金敬祈暂行办理。除英工部局派大批警探驻守外，领事团仍在开会研究对策。7月5日，英、意、法、德、比五国从形式上接管了电话局，委任英方电务处的安蒂尔为电话局长。而实际上张子奇并未离开天津，他暗中仍继续组织电话局的“抗交”斗争。
英方妥协 抗交结束
电话局由领事团接管后，日军仍不能达到控制的目的。1939年6月14日，日军天津防卫司令下令，从即日6时起，对英、法租界外围的七条通道实施封锁，割断了电话三局、四局之间的联系，维修机器所需零件也无法及时运到。幸亏四局有一名叫尤德治的德国工人有一张行医执照，凭此执照他可每日乘汽车自由通过封锁口，因此，他也就成了三、四两局联系的一条生命线。
日方试图采取迂回策略控制电话局，他们托人找到总工程师朱彭寿，以重金、要职做诱饵，企图让他交出电话局线路图，朱彭寿不为所动，并继续培训工人，以抵制日方破坏，使日方极为恼火。8月27日，日本宪兵队化装潜入英租界，在朱彭寿上班途中将其劫持，拘押于日本宪兵总队。审讯中，日本特高课长太田亮出一张由伪市长潘毓桂签发的、盖有特别公署大印的委任状，任命朱彭寿为天津电话局长兼总工程师，并声称，只要交出线路图，该委任状即可生效。朱彭寿当即严词拒绝，并列举了日军在津犯下的数条罪行。恼羞成怒的太田令人将朱彭寿打入了水牢。几天后，朱彭寿又被提审，这次，太田先将他绑在“好汉架子”(一块宽一米、长两米、四周有一寸多高框子的硬木板，四角钉有四个牛皮带环，用以固定四肢，中间钉有一条二寸宽的皮带环，用以固定脖颈)上，用马鞭、军棍猛抽狠打，接着灌辣椒水，之后，又用整股的香火烧其两肋和后背。朱虽几次昏死过去，但丝毫没有屈服。9月1日，朱彭寿惨死在日本宪兵队。
1939年7月，天津发生了特大水灾，电话机械线路遭到严重破坏，职工们忙于修复工作，“抗交”斗争一时沉寂下来。加之日方对英租界当局不断施压，1940年1月27日，日军禁止粮食进入租界。2月2日，意租界当局向日军妥协，后日方答应：每日可允许向法租界运粮五车。英方一边对日方封锁租界的通电网一事提出抗议，一边做出让步，希望尽早就粮食问题与日方达成协议。9月17日，英、意、法、德、比领事团与日方签订协议，把天津电话局管理权全部移交给日方。电话局职工闻讯后，包围了局办公室，向驻局代表表示抗议，要求“电话局与租界共存亡”！然而，电话局的“抗交”斗争，最后还是以英租界当局对日军的妥协而被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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