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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为本，将军的生命底色是永不凋谢的鲜红
杨业功善作古体诗词。他曾仿照唐朝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填写了一首《公仆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
熟悉他的人说，这正是将军的自画像。
杨业功的清廉在基地有口皆碑，甚至有人说，他太倔，倔到不近人情，从他当旅长起，家门楣上就贴着“携礼莫入”四个字，十几年来，就不曾有过一个人能带着一条烟、一瓶酒走进他的家门。
杨业功的“倔”事太多。
他贴在门楣上的“戒条”真的是不知让多少携礼者望而却步，但也确实有人不信，非要往里走，结果不是被拒之门外，就是被“请”出家门。有一次，一个湖北籍干部被提拔后，揣着一个“红包”来到同为老乡的司令员家表示感谢，他没料到，“红包”刚刚放到桌子上，就被杨业功一把扔到了门外。
杨业功酷爱书法。1999年，他在北京组织国庆阅兵训练，一个干部到北京出差，顺便看望他，给他带了一些优质宣纸。他谢绝了，并半开玩笑地说：“用你送来的宣纸，我心里不安，肯定写不出好作品。”
基地政治部纪检处至今还保留着一张礼品登记表，那上面登记的是2001年6月29日杨业功退回的一张包裹单，上面标有价值400多元的高级竹凉席和按摩枕，那是一位退伍战士寄来的。
还有一次，杨业功到某旅检查完工作，旅里的干部知道他从不受礼，便等他临上车时塞了一小袋芦柑，让他在路上解解渴。一见东西，杨业功的脸色马上就变了，旅长赶紧解释：“这都是当地产的，不值钱，市场价也就是15块钱。”杨业功更不高兴：“你们了解我的脾气，就是一毛钱的东西我也不会收的。去，把水壶灌满水，我路上就不愁了。”
的确，在许多人眼里，这都不过是一些小事，但在杨业功看来，这都是他做人的底线。他曾对身边的人说：“腐败行为屡禁不止，好多都是从‘毛毛雨’开始的。我今天收了几瓶酒几张纸，明天就会有人给我送更贵重的礼物。共产党人的党性绝不能在一瓶酒、一张纸上失守啊！”
他的独生子杨波涛结婚，他事先就给身边工作人员定下规矩，不准声张，不准收受任何礼金，仅在基地文化站以茶话会的形式邀请了几位老战友和朋友到场，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瓜子和糖果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几位老战友过意不去，商量后，每人封了一个“红包”，悄悄留在了桌上。可第二天一大早，这些“红包”便被一一退回。
1998年，杨业功年近八旬的父亲因白内障住进了基地医院，治疗后，医院提出要免费。杨业功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是我，我父亲是我父亲，他不是军人，不该享受的待遇就不能享受。”最后，医院只好收下了4200元的全部费用。杨业功担心别人会把发票要去报销，当天回到家里，就向妻子杨玉珍要来发票，当场撕毁。妻子委屈得流了泪：“老杨，这么多年，你还不相信我？”
杨业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己为官做人的原则，直到他生命晚期，从未放弃。他生病在上海住院期间，手术前，专门向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无论手术是否成功，基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找医院麻烦；二、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派人前来探望，做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三、家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受礼品和现金。
手术后，杨业功转入某医院观察治疗，基地在医院附近的招待所担负起了照顾司令员的职责，时不时地熬点鸡汤、鱼汤给他滋补身体。没想到，出院时，杨业功把招待所所长叫到医院，从口袋里掏出2000元钱交给他：“我生病期间，谢谢你们的精心照顾，这两千块钱就算是我交的伙食费吧。”所长推辞不过，捧着司令员递上的钱，流下了眼泪。
走进杨业功的家，无人不惊。这位在建设共和国导弹部队事业上成绩卓著的将军，这位有着崇高美好人生追求的革命军人，在物质方面是超乎常人想象的淡泊。房间的墙壁是一抹儿的“大白灰”，家具多是老“古董”：睡的床是4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他30年前担任团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的；一张饭桌、一个柜子是20年前当作训处长时自制的；书桌上的台灯座是用一个旧乒乓球拍做的；一只吃饭的搪瓷碗跟了他30多年；衣柜里找不到一件高档衣服，一件腈纶秋衣穿了18年，几件衬衣多处都有补丁……他的家里最壮观的就是装着满满书籍的4个大书橱。
清廉简朴在杨业功身上真正是一种本色，这种本色包含了他作为一名将军对党和军队事业的挚爱与忠诚。
为了部队的建设，杨业功从来都是以最优的质量标准用钱。但是到了自己的身上，他是能省就省。他常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要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吃住一类的事上。”在基地，人人都知道杨司令员下基层的规矩是“禁酒减菜少陪同”，吃饭不能超过四菜一汤，如有违者，他筷子一放，起身就走。他外出开会或下部队，吃饭有碗面条就行。有时乘火车为了赶时间，坐硬座也要走。住宿他更不讲究，经常为了省钱把大房间换成小房间。
那年国庆阅兵期间，有一次因工作需要在宾馆住宿，他便吩咐找个标准间和司机住在一起。司机说：“您是将军，我是战士，哪能和您住在一起？”他却说：“不就是睡觉吗，能有一张床就行了，老是分那么清，你不觉得累呀！”
还有一次到友邻部队开会，对方给他安排了一个条件较好的套房，他一到就立即要求把套房换成单间，一番推让之后，随行的一位人员悄悄劝他：“司令员，你就住吧，反正是他们花钱接待。”他一听气来了：“花谁的钱不是花人民的钱？”最后还是坚持搬出了套间。
杨业功的刚硬和不讲情面，曾让很多人下不来台，但是他内心拥有的爱让更多的人感动。
他爱他的士兵。
杨业功每到连队，总要走进战士的宿舍，用手摸摸他们的被褥够不够暖和；走进饭厅，尝尝他们的饭菜够不够香。每年春节，他总要驱车几百公里，到最偏远的导弹阵地上和战士们一起扎彩门、贴对联、包饺子、吃年夜饭，和战士们在一起，他总有无穷的快乐。
2003年非典时期，一名战士从南方“疫区”归来出现胸闷发烧等症状，疑似非典病例，被送往部队医院隔离观察。杨业功得知后，迅速赶到医院，走进隔离室，握着这位战士的手说：“不要害怕！不一定是非典。即使是，部队党委会采取措施全力抢救你！”他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指示医院领导，要用最快的方法确诊，用最好的药物治疗。这位后来被排除非典的战士一说起这事，眼圈就红：“杨司令员待我胜过我的父亲！”
他爱孩子们，特别是那些需要帮助的苦孩子。他从小在湖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长大，他深知对于一个苦孩子，什么是最宝贵的。
基地驻地附近的山村里，有一个小女孩叫孙丝雨，因为家庭贫困，小学只上到三年级就要辍学。杨业功知道后，立刻寄钱支付了她完成小学学业的全部学费。同时，他在部队发出倡议，开展捐资助学“春蕾工程”，基地团以上干部每人每年捐资400元资助一名失学儿童完成学业。
杨业功还在湖北老家资助了一名叫宋特伟的失学儿童，他一次性寄去了3000元钱；在他病危之际，还交代家人又寄去了1000元。
杨业功在湖北的高中母校举办了一次校友会，期望着有“头面”的校友单位为学校建设捐点钱，在场的老同学大都拿着单位的支票填了捐资的数目，轮到杨业功时，他把准备好的一万元钱交到了校长手中，说：“老校长，我从工资的积蓄中拿出一万元，虽然不多，略表心意！”
理解杨业功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对世俗的无情和冷落，恰恰蕴涵着他对一种高尚的真情与浓烈。他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欲望如果只是追求金钱，他便永远得不到满足，而不满足便不会快乐。我没有很多钱，但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我是一个清贫的富翁。”
他为人处世直爽的风格，正折射出他的坦荡磊落。2003年11月，他在最后一份述职报告中主动公布了自己的收入与财产：“我家四口人，都拿工资，我的月收入3000元，家庭月收入6000元，总存款年年上升，已达30万元，属于较高水平的小康家庭。”
这是一个真正的将军，恪守做人之道，奉献军人赤情，内心滚热，通体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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