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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没有作出激化矛盾的事，因为我们是在没有争议的海域开采油气资源
7月18日，宁波大地骄阳似火，尽管“海棠”台风已逐渐逼近闽浙，但微风丝毫不能减弱酷热的淫威。
北仑区春晓镇的滩涂上，不少工人正在一座拔地而起的巨型现代化油气加工厂劳作，挥汗如雨。一位工人说：他心里在计算，还有多少天能回到河南老家。
这座工厂庞大的身躯分外引人注目，方圆几公里内都可以一览无余。
2004年10月21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第一次来到该基地时，工地上还只是堆放着一些成套设备，但大半年之后，这座工厂已基本成型。这座巨型加工厂全名叫东海春晓天然气处理厂，它正是处于中日争议漩涡中的东海油气田子项目——春晓气田的陆上基地。
7月14日，春晓油气田被日本单方面命名为“白桦”。据韩国联合通讯社引述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将在其主张的所谓“专属经济区”对华警戒线附近的由中国开发的春晓气田，命名为“白桦”、而将“断桥”和“冷泉”分别命名为“楠”和“桔梗”。
同一天下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举行紧急记者会，正式宣布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的中国专属经济区试开采石油天然气。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认可日本企业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开采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
原本已稍有缓和的中日东海问题，由于日本的单方面行动而陡然紧张。
日本的错误做法，立即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7月15日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渥美千寻，指出日方的这一行为是对中国主权权益的严重挑衅和侵犯，也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中国民众也纷纷通过网络等形式，表示对日本单方面激化东海问题的强烈不满。
春晓气田陆上基地目击
事实上，东海油气田的勘探与开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成为中国媒体的热门话题。但酿成中日两国的重要争端，其实完全是日本媒体的炒作结果。
2004年6月，日本的几家主要媒体忽然对中日两国的东海分界线以及油气资源开发问题进行炒作，声称发现中国方面在离争议地区很近的海面上建设钻井台，准备开发一个叫“春晓”的天然气田。由此，中日东海油田之争拉开序幕。
在争端开始不久的2004年10月21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曾来到了春晓气田陆上基地——宁波市北仑区春晓镇采访。
从宁波市乘车到30公里之外的北仑，在北仑坐中巴车经过20公里盘山公路之后，就来到了春晓镇(原三山乡)。从春晓镇出发，穿过大片的橘林、稻田、黄花梨基地和一个大规模的盐田之后，就到了位于海岸滩涂上的春晓油气田开发陆上终端建设工地。
这座基地面朝海洋，背靠群山，滩涂纵深有数千米。
走进建设工地，记者看到不但工地上的主要建筑已搭起了框架，连建筑的基本结构也已成形，天然气处理厂的主要设备已开始安装。好几个气库也已在建设中。整个建筑工地有上百名建设者在施工。几十台工程车进进出出。该建设工程的施工方是中原石油勘探局工程建设总公司，监理方是大港油田监理公司。
一位正在现场施工的没有透露姓名的工程人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放在工地上的许多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这个工程是春晓油气田的天然气处理厂，和海堤就隔了一条护堤河。天然气就是从海里的管道通向处理厂，然后由处理厂，把天然气送到宁波等长三角城市。
建筑工地的门口有一大块工程项目的说明牌，说明牌显示，该工程的全名为“春晓气田群开发建设项目陆上终端生产区建设工程”，工程占地面积为24.3万平方米，设计的产能是25亿立方米天然气，开工时间为2004年4月8日，竣工时间为2005年5月28日。建设单位是中海石油有限公司春晓气田群开发建设项目组。
毫无根据的传言
2005年7月14日，原本已稍为平息的中日东海问题，由于日本单方面的行动而陡然升级。
而在这之前，一些境外网站纷纷传出一些关于春晓油气田的“新闻”，主要内容有“陆上基地戒备森严”、“建设工程扰民”、“不计成本，加快施工，以图提前竣工”等等。
2005年7月18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再次来到了春晓气田施工现场，发现境外网站的所谓“新闻”，毫无事实根据。
在陆上基地建设现场，一个现代化巨型油气加工厂已基本成形。在通往天然气厂的路上，时常可见不少打包回家的工人三五成群地走着。工人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工程已处于扫尾阶段，所以绝大多数工人可以回家了。”
走到工厂门口，先前的施工进度牌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天然气厂的大门，除了中海油和中石化的LOGO外，“东海春晓天然气处理厂”的企业名也很醒目。走进大门之后，就是两栋三层白黄相间的小楼，颇为别致。办公小楼外，两面中海油公司旗和中石化旗，簇拥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走过办公区，就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绿色圆柱状罐，绿罐之后，则是两排乳白色巨型球形罐，旁边则有两个稍小的白色球形罐。再往工厂里面走，则是已组装完毕的成套设备。
厂区里尚有不少工人在打扫清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工程已接近完工，但何时正式能通气加工，还是未知数。新华社的报道说该工程将于10月完工。
2004年《宁波日报》的报道中说，春晓油气田将在2005年5月输气给宁波市。《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第一次来到该基地采访时，看到的项目公示牌上的完工日期是2005年5月28日。很明显，该工程不是在“不计成本，争取提前竣工”，而是比预定完工时间晚了。
所谓的“戒备森严”，更是无稽之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厂区内外，都没有看到任何执法或武装人员，进入厂区只需向门卫通报一声。连当地普通村民，进出工程区也十分方便。
春晓是宁波北仑的重要西瓜生产基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7月18、19日来到厂区附近时，正值当地西瓜扫尾之时，在厂区附近有数千亩瓜地，三三两两的大卡车，都停在工程区附近的水泥路上，一天运销的西瓜达数十吨。工程区的工人和当地村民关系十分融洽，有工人帮村民推人力车，也有村民送工人瓜吃，不少当地老人还喜欢和外来工人用并不擅长的普通话交流。很显然，境外网站所谓的“工程扰民”也是谣言。
日本居心何在
7月14日，日本正式批准帝国石油公司获得东海石油勘探试开采权。这家冠名为“帝国”的石油公司，其历史与背景颇为意味深长。
帝国石油公司是日本最早的石油能源资源开发公司。帝国石油公司口号就是：帝国石油公司的历史就是日本石油的历史。
帝国石油公司的成立背景，就是二战时期的殖民侵略。1941年，美国开始禁止出口航空汽油，日本军方迫于形势的需要，将与石油有关的勘测队伍和人员全部予以征用，把他们派往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和打拉根，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找到自己能控制的石油来源。为了进一步强化日本的能源开发，日本政府根据《帝国石油株式会社法》，将各公司的石油矿业部门进行整合，成立了一家“国策企业”——帝国石油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日本战时的能源需求，确保日本陆海空三军的“能源命脉”。战争期间，正是这家公司，为日本法西斯军队提供了主要的石油能源，用于太平洋战争与侵略中国等用途。
“二战”结束后，《帝国石油株式会社法》于1950年被废止，帝国石油公司随即以“民间企业”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其“官制开发”的色彩相当浓厚。
帝国石油公司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起，悄然启动了“全球抢油”计划，截至今年，帝国石油公司已经成功地在亚非拉美洲安营扎寨，介入了当地的石油开采。
值得注意的是，帝国石油公司除了出现在东海石油争端外，还很早就介入了南海油气争端。据辽宁《半岛晨报》报道，早在1978年7月，日本就与越南达成协议，就南海海底石油开发进行合作，与相关国家签订了石油勘探与开发的合同。从帝国石油公司的网站上能看到，2004年10月，帝国石油公司成功地与越南合资开发油气田。
日本批准帝国石油公司这样一家具有“二战历史渊源、为日本侵略军提供主要能源”的石油公司，在中日有争议的海域试开采油气资源，居心何在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东海油气田问题本来就是因日本媒体炒作而成为热点问题，这次日本单方面批准在有争议海域试开采油气资源，完全是激化矛盾之举。”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则认为，日本之所以在东海油气问题上屡屡表现强硬态度，和日本极度缺乏能源有关，也和小泉政府的政治策略有关。“小泉执政的重要‘亮点’，在日本人看来，就是其强硬的国际政策姿态，让日本人觉得他是个‘英雄’，从海洋划界问题上。钓鱼岛问题上，都表现出小泉继续强硬作秀的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博士则还考虑到了技术问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有资料，日本没有，所以担心谈判被动，让民间开发去勘探，获取一些资料，可能是日本的考虑。”
合作开发是正途
在中日东海划界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日本政府也曾一度表示愿意合作开发。
但从日方提出的要求中方先提供相关资料等苛刻条件来看，日方对合作开发毫无诚意。
事实上，在有争议海域，国家之间通过联合合作的方式勘探、开采，一直是搁置争端的好办法。中越菲南海石油勘探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2005年3月14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中国最大的离岸石油生产企业中海油作为中国的代表，与菲律宾及越南的石油公司签署了为期3年的《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3家公司将在总面积14.3万平方公里的协议区内研究评估石油资源状况。
在中国昆明召开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会见越南总理潘文凯时也表示，希望中越积极推进南海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尽快开展中国、越南、菲律宾三国石油公司在南海的合作勘探。
金熙德研究员认为，目前中日东海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环节，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
对于解决东海问题，金熙德认为，应该做的是和平谈判、合作开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日东海问题，需要通过谈判的方式，拿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就目前来看，中国并没有作出激化矛盾的事，因为我们是在没有争议的海域开采油气资源。如果日本单方面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勘探和开采，就是损害中日关系，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就是在激化矛盾。”
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毅的名字已经很少出现在中日媒体的头版了
关于中日恩怨的故事，典型的版本是——日本人对当年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历史不肯悔改，中国人对此的愤怒日益增加。
近来两国的东海油气争端，却部分改变了故事的内容和方向。
中日关系不顺的新因素
7月14日下午，刚刚从中国大连参加完WTO非正式小型部长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忽然召开紧急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授权日本最大的天然气公司——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海域的中国专属经济区试开采石油天然气。
仅仅在一天前，中日两国还决定将原定于7月中旬在东京召开的东海油气田问题第三轮磋商推迟到8月份。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渥美千寻，向日本政府批准企业试开采东海油气田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日方的这一行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和侵犯。也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崔天凯对渥美千寻说。
当天，日本共同社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批准东海油气试采是埋下祸根？”的文章，称日本一位政府人士强调，“日本方面若真的开始试采，估计中国可能会派遣舰船至附近海域进行示威”。
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大慧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中日历史问题原本早就可以解决，但这一页却怎么也翻不过去，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益复杂。如今，东海油气纠纷凸显中日现实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孙伶伶博士也认为，历史问题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非理性的特点，短期内很难解决。而现实问题，尤其是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的冲突，涉及领土主权归属和国家根本利益，存在矛盾冲突激化的可能。
不可思议的是，一直声称让东海成为“合作的海”的小泉首相，在中日关于东海油气磋商的进程中，却一反常态。7月16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日本经济产业省已经给这3处油气田命名，分别是“白桦”、“楠”和“桔梗”。
日本似乎想为中日经贸降温
“政冷经热”一直是近年来描绘中日关系的最合适词汇，其中代表的美好期待是——中日两国经济的迅速融合能消除过去的仇恨。毕竟，从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含香港)贸易额实现了22.7141万亿日元。
但日本政府最近的举动似乎想为红火的中日经贸降降温。日前，日本经济产业部发表本年度的通商白皮书，警告日企：投资中国有风险！
白皮书重点分析了中国投资热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包括将带来严重的电源的不足，资源、能源价格将会提高，以及房地产价格和租金的上升等。
在分析中国投资热潮时，白皮书也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问题泼冷水，称“中国虽然取得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是贫富悬殊，乡村与都市的经济差异也越来越明显。目前，已经浮现了失业、坏账等问题。”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产业省还提醒日企：“为了日本企业今后的竞争能力，必须密切留意中国的产品研究开发以及收购外企的情况。”这是日本首次以文件形式来针对中国市场，可能会影响日本企业今后考虑投资中国的热诚。
与此同时，日本正警惕地注视着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法新社今年4月刊登了一篇名为“日本对中国和拉美建立更密切的经贸关系感到忧虑”的文章。
文章中，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次官渡边博史称，他已经告诫在美洲开发银行工作的一些同僚，当心中国经济力量带来的威胁。“我对他们说，在从原料供应到零件组装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制订更加明晰的分工计划，否则中国可能垄断整个流程。”渡边说。
在金融领域上，特别是人民币汇率上，首先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是东京。
早在2002年底，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就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谬论，要求人民币升值。当时，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
一个月后，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003年2月，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西方7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主张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尽管在多个经济领域，中日之间存在争议与分歧，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季风研究员认为，中日两国目前仍处于“政冷经热”的现状。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日经济关系不能单看一两年，而应看长远。根据我的统计分析，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中，8项数据中，只有两项数据是下降的，主要就是贸易比重和投资比重份额下降，但总额还是处于较快的增长。”
讲究和平合作才会占有主动权
对日本外交很有研究的社科院日本所的姚文礼研究员认为，从本质上讲，中国和日本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中国是从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崛起，日本是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崛起，在地区发展的主导权上，可能存在一些冲突的因素，但两个邻国的同时崛起并非意味着冲突，可以合作和“双赢”。
“然而，问题是在地区合作上，中国是比较积极，日本却犹疑不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犹豫也罢，强硬也好，其实背后隐藏着日本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目前在日本，政界人士对对华强硬兴头十足，为的是表明他们是在捍卫日本。”设在华盛顿的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迪雅里克说。
日本“捍卫”的就是所谓的“地区主导权”，东京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对此早有解读。他们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处于主导地位，日本在20世纪处于主导地位，但在21世纪，两国将首次平起平坐。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日本经济几乎没有增长，而且预计日本人口将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经济25年来年均增长率达到9%。“照此下去，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美国的一项最新统计称。
黄大慧称，从经济方面看，日本失去的十年，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日本人一方面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下降，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危机感。“一个100多年来弱小的中国越来越强大，或许以后还有超过日本的可能，这个让日本危机感强烈，所以增强了遏制中国的动机。”
7月底，中国外长李肇星会启程参加“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本届会议上，将最终确定参加今年年底马来西亚首届“东亚峰会”的成员国国家。早在两个月前的东盟“10＋3”非正式外长会议上，东京强烈主张扩大东亚峰会的参加国，要求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峰会。
5月7日的日本《东京新闻》称，日本之所以要求让中国的“对手”印度，以及让与日本关系比较深的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参加东亚峰会，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金熙德注意到，2001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10+1)上，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个月后，小泉就巡访了东盟五国，提出了加强彼此间一揽子经济合作的建议。中日领导人先后访问东盟的时间上的“巧合”，当时便引发了外界对中日是否在进行“东亚主导权之争”的猜测。
其实日本曾是最先提倡亚太经济合作的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一度是日本的既定方针。90年代初，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一度变得十分谨慎。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后，日本对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重新高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的牵制，日本开始对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问题消极应对。
在看到中国积极行动之后，东京急忙跟进，加快了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步伐。自民党成立了“推进FTA特别委员会”，外务省出台“日本的FTA战略”，提出将FTA与政治、安全战略挂钩。
2004年5月18日，日本成立了“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这是个研究机构牵头、政府部门做后盾的战略研究机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该会会长，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滕宪一任议长。金熙德认为，该机构设立的宗旨，是为改变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方面的落后局面出谋划策，以期重新确立和强化日本的“主导”地位。
“客观地讲，中日两国，确实是亚洲两大强国，但只要还有友好合作的空间，就不应该迎头相撞，避免最坏的、两败俱伤的方法。”金熙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的观点是，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谁讲究和平合作，谁就会占有主动权。“赤裸裸显示实力的外交，其实是很愚蠢的，我们决不采取主动激化矛盾的做法，我们还是要走和平外交的道路。”
打开中日问题症结的钥匙在日本
自日中两国间摩擦升温以来，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学者，都为化解两国的矛盾，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做出了种种努力和尝试。
在中日两国摩擦不断、高层互访中断之际，被誉为“日本通”的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毅，2004年9月10日，抵达东京出任新一届中国驻日本大使，被寄望突破中日僵局。
在东京，王毅马不停蹄地与日本朝野各政党、日本各个团体进行接触，拜会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希望多方面地加强同日本的沟通渠道。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毅的名字已经很少出现在中日媒体的头版了，中日关系还是照常阴云密布。这恰恰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中日“交恶”的局面并非一个大使的努力就能扭转。
在黄大慧看来，中日关系摩擦增加有具体的国际背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日比较友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在国际上中日能在战略上相互借重抗衡前苏联，中美日三方有共同利益。“但冷战后发生了变化。日本不把苏联作为威胁，日本眼中的危险开始南移，除了朝鲜半岛外，就是中国。”
特别是，中日两国国内情况这10多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想像。因此，日本越来越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作为一个威胁，设法对中国进行遏制。不仅在政府层面上遏制中国，而且媒体还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话题。
黄大慧认为，一般来说，公众对外交一是不感兴趣，二则所知的信息有限，所以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看法。日本政府对华的强硬和不信任感，加上媒体的渲染，日本公众近年对华的好感也在降低。
除了中国崛起让日本增加戒备外，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很重要。从1955年一直到1993年，日本国内政坛一直是冷战状态，也就是保守和革新、进步和反动的对峙，沿用的“保革对立”，当时国内的对华政策往往有很大的争论和争执。
冷战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革新进步势力变弱，导致日本政坛保守派的对华政策缺乏限制和牵制，这也是日本政坛总体上保守化，右倾化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黄大慧说。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资深编辑罗伯特·沃德撰文指出，中日双方对立的理由，表面上看是历史认识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政治和经济实力正从日本向中国转移，日中之间正在进行力量关系的重新调整。
他眼中的中日对立，不仅在过去，还会在未来。这种对立在实力关系调整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虽然双方会因此感到痛楚，但这却是一条必经之路。
平心而论，中日两国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比如在经贸上，可以利用经济互补性扩大两国合作。吴寄南认为，中日两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这是遏制两国关系趋向恶化的强大“制动器”。尤其是两国的经贸交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两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但打开中日问题症结的钥匙在日本。关于这一点，金熙德有独到的解释，“中日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日东海问题，是由日本单方面炒作而来。”
历史问题同样如此。金熙德认为，不是中国人纠缠着历史问题不放，而是日本执政势力纠缠历史问题不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以及日本军队在抗战时犯下的滔天罪行，都已盖棺定论了，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都接受了这种事实。
最近一个时期，中日政治关系可谓“雪上加霜”。小泉首相用进献灯笼这样一种“心的参拜”，来表达自己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顽固立场;日本政府单方面给东海油气田“命名”之后又“授权”民间企业搞片面开发，致使两国政治关系持续低温;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能出现失利的局面，更使得焦灼不安的日本政治家开始迁怒中国。一时间，日本政治舞台上暗流涌动，石原慎太郎又开始鼓噪：到了对中国说不的时候了！
“入常”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一个可以直观量化的目标，迄今的确是“一波三折”，成败与否难下定论。其中，自然有日本政治家试图“绕过中国”，搞“强行突破”未果造成的被动，也反映出今天的国际格局中，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利益表达上分疏离合的多元局面。美国以单独支持日本破解四国集团的捆绑战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立场观点，其他大国间的政治角逐，都使日本在“入常”问题上的努力受阻。不过，日本“入常”成败的关键，取决于日本自身是否达标一大前提——反省历史，争取受害邻国的宽容和谅解。日本想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纵横捭阖，不仅要认清大国政治中的“损益平衡点”，更应当反思自己的做法是否妥当。否则，一厢情愿的“强行突破”很可能使长久以来的“入常梦”化为“黄粱梦”。到那个时候，即便是寻机报复中国也于事无补，只会徒使两国关系趋向紧张。
今后的中日关系前景不外乎三种：好转、变坏，或者延续目前状态。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和现实利益中的对抗因素，两国关系“柳暗花明”般好转起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国和日本同样是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于各自国家利益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国经济发展相互高度依存，即便是急着走政治大国道路的日本政治家，也不会去冒“同中国关系崩溃”的风险，也就是说:他们的对华强硬路线和政策有其自我节制的底线。
最近日本政治舞台上因国会审议邮政法案出现动荡征兆，小泉首相放风：如果邮政法案不能在参议院通过，就要解散国会举行大选。面对山雨欲来的日本政坛，有人开始寄希望于“小泉之后”中日关系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第一，小泉的“恫吓策略”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自民党内部造反，8月8日的参议院审议可能有惊无险。第二，即便是真的举行大选，小泉连任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日本战后举行的22场大选中，当朝首相把自己搞掉的例子只有5次——1945年和1947年属于战后初年的动荡期，1976年是战后政治史上惟一一次“众议院任期届满”又逢“洛克希德丑闻”，1980年是“国会偶然解散”，1993年是结束五五年体制的政治转换。握有解散国会大权的首相如果没有几分胜算，也不会铤而走险。所以，尽管日本媒体开始议论小泉政权是否已经过了“保质期”，但目前真正具备取代小泉条件的政治势力还未形成。第三，日本目前的对华政策尽管有明显的小泉个人因素，但作为整个国家在21世纪初期发展战略延伸的外交路线，是战略派政治家群体的选择，不能排除在小泉之后出现“另一个小泉”的局面。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观，从大局出发奉行睦邻外交政策，始终如一地努力发展两国关系。而维护两国关系需要双方的努力。就目前而言，中日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掌舵把子的日本政治家如何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能否恪守两国之间的三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立场，认真履行自己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做出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从政治上解开死结，推动两国关系走向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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