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亲身经历碰撞医改难题(图)

　　袁现明(左)、王志余(中)、郝义彬(右)为公众剖析隐藏在“看病难、看病贵”之下，患者、医院、医药企业与政府部门四方利益大碰撞

　　核心提示：5日，河南省人大代表、郑州市三院院长王志余，郑州市人大代表、河南省爱生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现明，郑州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郝义彬做客《郑州晚报》新闻嘉宾聊天室，与公众在电话中一起剖析隐藏在“看病难、看病贵”之下的难题，从而引发了患者、医院、医药企业与政府部门四方大碰撞。

　　见死不救根在何处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但是没钱的病人就会被赶出来，为什么医院这么没有人情味？”在一次就医时，郑州市民王香女士曾经看到护士厌恶地赶走了一名无钱医治的病人。

　　作为郑州一家市级医院的院长，王志余感觉很委屈，他举例，有位民工做完手术后，连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给医院缴纳医疗费，最后医院承担了他全部的医疗费用。但是医院走向市场化之后，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强化自身经济成本核算，政府鼓励医院自负盈亏，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事实上医院不是见死不救的，只是希望政府能够给医院一部分补贴，不至于亏损过于严重。

　　王志余又举例，农民大多都在秋后看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秋前没钱，他们需要在秋后用卖掉粮食、牲口、劳作工具得来的钱去看病。因为某些情况特殊的病人看病后没钱交费，所以导致医院负担增加，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东西。

　　任先生是郑州一家市级医院的医生，他对一些医院给医务人员定指标、下任务、搞创收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说，有哪个医生想给病人开大处方、大检查单，但是不少医院给医务人员都定的有指标，有成本核算，如果一个月收入达不到的话，医生的工资和奖金问题就很难保证。任先生很困惑：“作为医生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郝义彬表示：“作为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给医务人员下指标的行为，我们坚决制止。”事实上，在财政拨款减少之后，医院都实行了成本核算，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医院减少浪费，而不是给医务人员下指标。

　　但是，王志余院长拿着一组数字喊冤，政府财政每月拨给该院50万元，但仅是职工工资这一块就需要140万元，更不用说加上其他日常费用了。“这么大的资金缺口，都是医院进行成本核算、拼命省出来的钱来弥补的，医院有多难，是大家猜测不出来的。”不过，郝义彬表示，卫生部下发的“八不准”严格禁止医院给医生下指标，如果发现医生有创收指标的，只要有确切的证据，一定会审查医院的财务，严厉查处。但是作为一名医生要有良知，如果医院领导下的有指标，那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自己的行为，必要时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举报。

　　“现在到大一点的医院看病，挂个号得排长队，好不容易挂上号了，还得在医生的诊室外等上几个小时，而我们农村来的病人甚至等一两天才能看上病。”荥阳农民李炳森谈到在大医院看病就满腹怨言。

　　“这是卫生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表现，政府干预不够导致资源不公平和浪费。”王志余说，一个成熟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应该让所有公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轻松看病，而不是到处奔波等待。但是，由于资源配置不公平，导致80%的医院都集中在人口只占全部人口10%的城市，只有10%的医院分布在占人口80%的农村，因此导致看病难。

　　郝义彬也认为，从医疗管理上来说，老百姓就医花费超出了自身所能承受的能力，是医疗体制出了问题。从资源分布上来说，医疗资源只是相对短缺，而不是绝对短缺，因为资源越往上走越丰富，而处于底层的医疗卫生资源不多甚至没有。王志余认为，这个问题政府如果不干预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善。

　　“某制药厂生产的抗病毒类白介素冻干粉剂，出厂价仅为3.5元，而国家为其核定的零售价却为70元。某制药厂生产的注射用药，出厂价仅为5.8元，而国家为其核定的零售价为218元，这个价格到底是怎样核定出来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说起这件事，很是气愤。

　　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河南省爱生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现明认为，目前的药品价格核准体系是有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医药生产企业和医药流通企业很早就市场化了，但是医疗机构的改革仍然滞后，由此导致医药生产和流通企业围绕医院展开混乱无序的竞争。

　　袁现明说：“医药与一般的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与医生行为是关键。国际上通称是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但目前我国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生产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加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导致一些利润较低的急诊用药和冷僻用药几乎无人生产，而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问题日益严重。而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原来是想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但现在招标的主体定为医院，医院必然以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袁现明认为，要想解决政府定价的公平问题，必须转变以医院为主体的药品招标模式，由劳动保障、发改委等部门共同核算药品成本，让药价回归本位。

　　作为郑州市一位下岗职工，张兰女士为了看病几乎花去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她很迷惑，为什么郑州市的卫生行政部门不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

　　郝义彬说，不能否认，部分医院和医生也存在着多开药、开好药的现象。但是，看病贵的问题牵涉到整个医疗改革的所有内容，卫生行政部门目前正在努力改善。为了解决一部分问题，“今后准备在所有市属医院实行‘公示制’”。将各家医院的技术力量、服务质量、医疗服务价格分别考核，一一列明，通过媒体和其他渠道向公众公布。在公布项目中，每个医院的门诊医疗人均费用、出院病人人均担负费用、医院床位人均费用等项目也在其中，“如果一家医院日常的门诊费用每名患者平均100元左右，而另一家则平均50元左右，那么在同等条件下，老百姓就会有个比较，自然而然地就会选择价格低的医院”。

　　另外，在一定时期内，如果哪家医院看病费用的增长幅度超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过高，并且是在病人未增加的情况下收入却高了，也就是说有了成绩，但是没了社会效益，我们就会将政府的财政补贴和这个医院的绩效挂钩，将这个医院的补贴相应地减少。郝义彬向记者表示，卫生这项带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与社会发展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今年是医院管理年，作为医院就是要看清自己的不足，改掉不正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