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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7日，日军在蓟县辛庄子活埋农民12人，后有两人被救。
1938年8月19日，日本石川部队进驻蓟县上仓镇，在上仓大桥集体屠杀370余人，是为“上仓惨案”。
1941年1月16日，驻平谷县独乐河侵华日军，将花峪村48人屠杀，是为“花峪惨案”。
1942年2月15日，侵华日军在五盆沟屠杀农民13人，是为“五盆沟惨案”。
1937年10月25日，杨村日军守备队与汉奸在武清县崔黄口，把128名无辜群众集体枪杀，幸存仅1人，是为“崔黄口惨案”。
1938年7月28日，驻天津日军2000余人，在武清县东沽港一次集体屠杀村民127人，烧毁房屋1700余间，制造了“东沽港惨案”。
1944年11月，日军在宝坻大吴庄、赵家铺、四里港村制造惨案，共杀害村干部和农民23人。
1943年1月23日，日伪军在宁河县将18人杀害。
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对于天津人来说，上世纪30年代是十分艰难的。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侵略者才最后从中国的土地上撤走。
在日军侵华的过程中，津沽大地上的人民经历了无数难以描绘的血泪史。在许多曾遭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城市和村庄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清楚。通过一些侥幸生存下来的天津人的描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一件件揭露出来：发生在天津的一桩桩日军对中国百姓的血腥屠杀；为扩充军备四处劫掠，大肆进行金融侵华；为扩大战果，抓中国青年修筑碉堡；为巩固统治，从小学生开始推行奴化教育……
日军奴化教育“这个墨盒就是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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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事隔多年，韩镇老人对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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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塘沽区的韩镇老人有个收藏了60年的“宝贝”———铜墨盒。它真实地记录了日军侵华时在天津的一段罪证，因为它是日军在天津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时搞的所谓“强化治安学生辩论会”的一个“奖品”。
1942年，日军在天津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时，韩镇刚满11岁，由于上学晚，刚刚在东沽海员小学念二年级。3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韩镇和其他5名学生被叫到了办公室。掘井将两篇日文稿纸交给每个人：“你们的，统统的背会，参加讲演的干活。”韩镇低头一看，上面用日文写着“革新生活，安定民生”的演讲题目，内容是日军在中国是为了“中日提携，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完成第五次强化治安人人有饭吃”等语句。
韩镇老人说：“当时一看让背这些东西，几个人都想办法推脱。掘井见学生们不愿意背，气得用教鞭照着他的脑袋就是一下，立马一个大包从头上鼓了起来。”韩镇回忆说，当年的4月4日是日伪时期的儿童节，这一天也是他“参加”那场“学生辩论会”的日子。在东沽海大道的礼堂里，挤满了当时塘沽新民会成员以及伪保甲长等汉奸，一些日本人被当成“贵宾”坐在礼堂的前排。韩镇等学生演讲完毕后，大会的组织者还进行了现场发奖，韩镇顶着脑袋上的大包领了一个“第二名”，“奖品”就是保留到现在的这个铜墨盒。
韩镇老人告诉记者，当年他拿着“奖品”回到家，奶奶和妈妈看到这个“奖品”气不打一处来。妈妈当时生气地说：“还强化治安、革新生活，大街上连棒子面儿都买不到，又苦又涩的杂和面儿都涨钱了。日本人天天吃大米白面、大鱼大肉，老百姓连饱饭都没的吃，亏他们还有脸说中日亲善。”见到妈妈气成那样，韩镇懂事地将墨盒放在了不引人注意的角落。
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搜集日军侵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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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仕奎向记者展示日军的军用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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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抗日战争纪念馆和档案馆征集了大部分日军侵华的各种史料，但吕仕奎家中依然保留着一些日军侵华的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日本租界图、日本航空路线图和日伪政府颁发的良民证。这些史料也足以说明当年日本侵华的一些情况。
“虽然我从小就喜欢到劝业场二楼的旧书市场去买书，但真正迷上收藏还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最初我主要收藏票证。”一次偶然的机会，吕仕奎从古旧物市场上看到了一批日军侵华的史料，那批老照片上日军杀人后猖狂的场面，让他久久不能平静———一定要多收集这些史料，让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不能忘记那段历史。正是在收集到这样的老照片后，吕仕奎开始了长达20年的日本侵华史料的收藏之路。
“在我收集的同时，一些日本人也在收集，所以只要我看见这些资料，我一定要买下来。”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需要付出很多。刚刚搬进新家的吕仕奎住了几十年的平房，当年在吕仕奎家中，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他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用在购买史料上了。“我当时觉得挺对不起家人的，但我又觉得收藏那些日军侵华铁证很值得，能够让这些铁证保留在中国更是我的目标。”
在吕仕奎的家中，记者看到了抗日战争纪念馆和档案馆征集史料后的证书，这几张薄薄的证书是用数百件个人藏品换来的。“我认为，这些资料在我个人手中只能是丰富了我收藏的种类和项目，但摆放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和档案馆里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那才是我收藏这批资料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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