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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岁的老劳工张力尧在“万人坑”纪念碑前下跪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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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上，奔忙着很多人。这些人大概可以分为几类：当年的受害者及家属、中国律师、学者和民众，日本有正义感的律师和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战争受害者纷纷不久于人世，幸存者越来越少，而且他们的健康状况也在恶化。人们最为担心的是，再过若干年，这一代人都去世了，谁来为这段历史做见证人?于是，若干年来，许多中国及日本学者，为了留住这段历史，四处考证，收集真实的资料，著书立说，记录和保存这段历史。还有一部分法律工作者，为了当初的战争受害者能够获赔，一次又一次地与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交涉，一次又一次地碰壁，乃至后来纷纷拿起法律武器，在日本各地法院提起一个又一个对日索赔诉讼……
诉讼过程中，为了能向日本法院提交确凿的证据，律师、受害者以及专家学者们展开了艰难的求证过程。60年前，在那血与火的战争中，一段段尘封的记忆再次被打开，提起那些痛苦往事，说者老泪纵横，听者无不动容。
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亟待捐赠
漫漫索赔路，中国受害者屡屡败诉，资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年7月29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国内率先设立了“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为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提供法律援助。听起来，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但当记者采访过相关负责人才知道，目前，这项基金还只是一个框架，真要它有能力发挥作用，还有待社会各界的捐赠。
全国律协国际部副主任宋芮女士告诉记者，近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接连败诉，导致索赔进入了更加艰难的阶段。一方面，是受害者对日索赔热情的高涨及历史使命感的增强，另一方面是资金的严重匮乏对索赔进程的影响。据统计，受害者去日本出庭一次的费用约为每人2万元人民币以上，加上调查取证等费用，开销昂贵。长期以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仅仅依靠日本友人的捐赠勉强维持，支持索赔中国律师也是在义务奉献。但是，如今，索赔已经做了10年了，所以亟待建立一个专项基金来支持这项事业。现在这个基金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它只是一个框架，尚需社会捐赠来充实壮大，这样才能在需要的时候，让它发挥作用。宋女士想通过快报告诉全社会，目前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正在热切盼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来慷慨解囊，以尽早发挥它的功能，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捐赠电话：01083139056传真：01083139027联系人：宫永德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项目部主任
求证·当事人语
[张力尧·自述]
我叫张力尧，1919年生人，天津人，原来就住在西沽。68岁那年，我从天津交通局汽车运输六场退休，此前做了好多年的司机。日本侵华时期，我给党做“地工”。被叛徒出卖，日本宪兵队就把我抓走了。那年，我二十六岁。
当时，家里并不知道我被抓走了。我怕他们着急，就在被押解途中，央求一个中国警察给我家里送个信。那人还不错，给我送了信，就这样，家里才知道我被抓去日本做劳工了，但是他们也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我在日本呆了一年左右时间，日本投降的时候，我才被送回来。在北海道，我被强迫挖煤，一天从早干到晚，一顿就给一个小馒头，还是杂面的，根本吃不饱。多少人都因为挨饿受冻死了。回来时，我用10个大骨灰盒把死去弟兄的骨灰混着装进去，带回来。虽然有人还不知道名字，但我想，无论如何也要让这些弟兄的骨灰洒在祖国的土地上。被送回来时，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
解放后，我被安排进运输六场当了司机。现在，我都见到四辈人了。我感到很幸运，当年多少劳工弟兄死在异国他乡，我还能活着回来。有生之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看到日本政府向我们谢罪赔偿。
[王选·语录]
我站在你们面前，既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的。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罪恶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应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并积极调查事实真相。我和所有的原告将非常乐意全力协助。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认，拒不谢罪，最后的结果将不利于中日友好。再过若干年后，这些细菌战的受害者都将离开人世，人类的历史上将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王选·历程]
1995年，40岁的王选在英文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两个日本人称他们曾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过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义乌崇山村，是王选父亲的家乡。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飞过这座小村上空后，村子里暴发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这个事实让她感到震撼，从此，她投入到为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的事业中。
1996年始，王选正式参加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并成为索赔的核心人物。在乡亲的推举下，王选成了来自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康健·语录]
律师不是商人，律师的职责就是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既然我参与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我就得做下去，别把我写得那么高尚。
[康健·历程]
对日索赔，康健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索赔取证的难度。康健说，因为内战、建设等原因，战争受害者的资料相当零散，许多文史资料都带有文学色彩，无法用作证据。这些年来，康健无数次调查取证，奔赴各受害者所在地，并多次出庭，担任原告辅佐人。她曾接受日本律师的委托，调查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山西盂县地区对中国妇女进行野蛮蹂躏的罪行，并亲手绘制了受害者分布的地图。她在日本法庭上慷慨陈词的场面也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
[童增·语录]
对日民间索赔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载入历史。这便是对日民间索赔的又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
[童增·历程]
早在1990年，童增就曾写过《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并上书人大代表，表示自己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决心。是他发动受害者给日本大使馆写信，起诉日本政府，从而引发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历史脚步。2005年3月童增赴日辩论，期间他提出惊人之论：应把对日索赔官司放到国内来打。他说：“民间索赔的第一阶段提出了民间索赔的观念，为民间索赔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日民间索赔的10年实践，为我们对日索赔运动积累了实践经验。如今，我们完全应该把这场官司在国内起诉，让日本政府和那些日本企业承担应负的历史责任。”
一天走过4个求证地 北海道劳工诉讼案日律师来津求证
2005年8月6日，正逢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60周年纪念日，距北海道劳工诉讼案二审第二次开庭还有13天的时候，日本律师浅井俊雄来津求证，这是日本律师首次来津求证，因为北海道劳工诉讼案一审败诉后，律师们总结成败得失，认为应该在二审时提交给法庭更为充分的证据，于是专程赶到当年劳工被送走的地方———天津塘沽现场求证。他还带来了86岁的老劳工张力尧，请他循着自己当年被抓走、被关押以及被押上去日本船只的足迹，现场讲述那段痛苦历史。本报有幸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获准全程跟踪采访的平面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此事，国内唯一一家获准跟踪采访的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也进行了全程跟踪采访。在整整一天的采访过程中，记者真正见识了“求证”的艰难过程。
2005年8月6日早9:54，由北京开往天津的T531次城际列车到达天津站。数分钟后，取证团一行三人随着人群出站。由于我们早准备好了写着“浅井俊雄”的接站牌，所以接站很顺利。
三人分别是日本律师浅井俊雄、义务担任翻译的铃木保代小姐和天津籍老劳工张力尧。按照既定的行程，是要先去塘沽的，因为老人曾经在那里被押往日本。但刚刚下车，律师就请翻译告诉记者，他们想先去一趟劝业场，因为那里有老人曾经工作过和被关押过的地方。
求证第1站天津劝业场 老劳工张力尧在这里被抓
老人记得，当初他在劝业场一带的一个饭馆里工作，就是在那里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的。那年代没有门牌号，但老人清楚地记得就在劝业场后边一个路口向右走100多米。在辽宁路与长春道交口，老人停下了脚步，他说：“我在这里呆过，这叫‘丸玉食堂’，是一个朝鲜人开的饭馆。我那时干‘地工’(党的地下工作者)，在这家饭馆里跑堂。后来叛徒把我出卖了，日本宪兵队在这把我抓走了。”老人说这话的时候，浅井律师举着一个摄像机摄录，铃木告诉记者，回去后，他们要将这些录像制作成资料，提交给法院作为原告证言。由于是在现场取下的证据，由原告亲自陈述，应该很有说服力。
抬头看看招牌，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苏宁电器连锁长春道店，不断有人进出，选购家电。昔日的战争和今天的和平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求证第2站百货大楼 这里的药井用来扔病人
一行人的第二站是百货大楼。老人说，当初的日本宪兵队就在百货大楼后身，那时是平房，没有现在的高楼大厦。“在宪兵队受的罪就甭说了，总挨打，那里有个药井，得了病就扔井里，人就死了。我庆幸没被扔井里，就被带到了东大沽，却去了日本。”
求证第3站水上公园劳工纪念馆 老人情绪激动
为了让行程更为合理，有人提议先把市区的证据取完，然后再去塘沽，于是，将近中午时分，一行人来到位于水上公园的劳工纪念馆。在劳工名录墙前，老人再次讲述了当年的血泪史。由于情绪激动，老人竟然呕吐不止，行程不得不暂时中止。
求证第4站塘沽万人坑集中营 死人一天拉两马车
下午3时许，经过休息调整后，一行人又来到塘沽，寻访当年关押劳工的集中营。寻访过程并不顺利。首先，我们在塘沽区委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在新港一号路边找到了万人坑纪念碑。这是为纪念当年被迫害致死的劳工而树立的。据说，当年集中营里死去的劳工都被埋在一个坑里，因为人数众多，得名“万人坑”。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老人竟然“扑通”跪倒在纪念碑前，失声痛哭。路人纷纷停下脚步，看着这位涕泪横流的老人，表情十分严肃。老人说，当年他亲眼看见，日本兵用马车从劳工集中营里往外拉死人，一天两车。可见万人坑之说，并非杜撰。
那么当年的集中营到底在哪里呢？在热心当地人的引路下，一行人终于找到了当年的集中营———现在的新港客运码头，劳工集中营就在码头对面100多米的地方。当年没有现在的建筑，都是破席棚。张老兴奋地说：“就是这种情况。”人们看到，现在这里是天津东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老人在这里流着泪讲述了当年在劳工集中营被虐待的历史。他说，当时，日本人连水都不给他们喝，他们就互相喝尿，喝尿还要提前说好了，一个人尿了，对方就用手捧好接着，生怕尿在地上，喝不着。说到这里，老人忍不住再次失声痛哭。
这一天，走过了四个求证点，老人曾经工作过并被抓走的地方，被关押的日本宪兵队，现在的劳工纪念馆以及当年的劳工集中营。每到一处，浅井律师都会将老人的讲述录下来，还要不时通过翻译提醒老人别忘了说清楚自己是原告张力尧，现在正在向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索赔，这样作为证据才更严谨。老人说到激动处，语无伦次，翻译铃木就会耐心劝慰，要老人注意身体。律师通过翻译告诉老人：“我们都希望您长寿，看着我们把这个官司打赢。”
对日索赔中不得不说的求证人
求证2号
王选：“二战”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原告团团长。曾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的一句名言被公认为形容王选的最精辟的论断：“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10年奔走中国调查细菌战
王选总是在路上。直到前天，记者才打通她的手机，她让记者和她的新闻发言人联系。于是，记者总算了解到了王选的近况。王选的新闻发言人何必会先生告诉记者，他是王选进行的细菌战诉讼原告团的工作人员，是一名志愿者。由于王选的事务实在繁忙，就责成何必会当了她的新闻发言人，这是去年下半年的事。
何必会告诉记者，今年7月19日，细菌战二审宣判，基本维持了一审判决，没什么突破。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但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是，有了上诉、二审的继续。下一步，原告团需要更加努力。7月20日，原告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现在正在制作日文的上诉状。王选也正在和日本律师进行这项工作。同时，王选还要在浙江、江苏、山东、上海、江西等地，进一步采访细菌战受害者，深入调查，为下一步的诉讼打下基础。
何必会说，现在，他们正在推动建立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以及援助基金的建立，还有侵华战争细菌战纪念场馆的建设等。
求证3号
康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组长，北京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已从业20多年。1995年，康健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参加了世界妇女大会，接触到慰安妇诉讼，从此开始关注民间对日索赔。迄今为止，她已经代理了10余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
陪日本律师在中国取证
前不久，涉及日本律师到天津取证的北海道劳工诉讼案，康健参与其中。在联络采访时，本报曾盛情邀请她来天津与读者见面。但康健说，她还要陪另一队日本律师去河北省徐水。故而没有来津。
谈及近况，康健说她最近要接待来取证的日本律师，总感到分身乏术。记者问她，这样做有没有感到吃亏。她说：“不能这么来看问题，律师不是商人，律师的职责就是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既然我参与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诉讼，我就得做下去，别把我写得那么高尚。”
求证4号
童增：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并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研究员。现任北京中祥公司董事长。曾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这场官司应该打在中国
近日，记者打通了童增的电话，他为记者介绍了一个他的个人网站，名字叫“童增沙龙”。打开这个网站，赫然一行大标题映入眼帘：“血鉴历史———对日索赔诉讼风雨十年”。童增说：“我在忙着推销自己的观点，就是把对日索赔的官司搬到中国来打。我是见人就说，见部门也说，见专家也谈，收效还可以，大家都认同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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