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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胜利结束的抗日战争，既是中日两国间的生死较量，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此后半个多世纪乃至于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演进与固有格局，既是当代历史与现实社会变化的结果，也与60年前那场关乎人类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尘埃落定的今天，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丰富经验、教训及深远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1抗日战争是世界诸强
重组亚洲格局的必然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相继被英、美列强武力打开国门，亚洲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全球扩张的势力范围，以儒家文化及经济实力长期主导东亚格局的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并沦落为半殖民地。然而，历史与文化包袱较重的中国，在“体用”之争中纠缠不清，不能清醒地承认落伍、引入西方现代性的步履维艰，以致国力大衰。
面对新的世界及亚洲格局的变动，素有文化引入经验的日本率先开放，至明治维新即成功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展开了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然而，人多土少、资源稀有、四周为海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早期日本的扩张，只能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进而指向中国大陆的路线。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日本“大陆政策”，不管有无正式的文件，其基本思路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张特性所决定的，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根本动力。中国国力的衰弱，也使日本挑战中国并走向亚洲的先决条件。
日本向中国的扩张，不可避免地要与英美在华利益冲突。一般而言，日本尚不具备足够与美、英、俄挑战的实力，所以自19世纪末，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逐渐进展的。先是从击败清朝军队占据朝鲜半岛，然后击败俄国控制中国辽东半岛，并乘“一战”时期德国无力东顾侵入山东半岛，成为真正能在中国发挥重要影响的新势力。
20世纪20年代后，“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过度扩张导致其力量的空洞化，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收缩政策。30年代初，纳粹德国在欧洲扩张，引起了英、美极度恐慌。为避免两线作战，英美对日本在中国的步步进逼妥协让步，亚洲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革。国际形势及亚洲格局的变动，提供了日本在中国扩张的必要条件，也使日本取代中国主宰东亚的野心日益膨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以少数兵力占领东北重镇沈阳，强调国力差距而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企图以局部解决的方法避免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妥协政策导致日军无所顾忌地大举北上，以致东北全境沦陷。此时，日本视苏联为主要威胁，出兵东北是其实施北进苏联的重要步骤，也是日本迈出称霸东亚的重要一步，中日两国事实上进入局部战争状态。无力自卫的中国，不得不诉诸“国联”，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国联”对日的谴责，是英美对日本在中国扩张的限制与约束，日本则以退出“国联”表明与英美一决高下的决心。纵观世界及亚洲格局可知，“九一八”事变事实上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的帷幕。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迅速增兵占领东部中国，树立起了雄霸亚洲的绝对优势。此时，日本打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帜，强调黄种人对白种人的作战，意在以种族意识平息中、朝等国对其侵略的反抗。但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捐弃前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全国军民在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支持下顽强抵抗，彻底打乱了日本迅速结束“支那事变”的美梦。日本深知，不彻底将英美势力赶出亚洲，中国就不会放弃抵抗，称霸亚洲的理想也无从实现。1940年，随着德、意、日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轴心国集团形成，日本“南进”政策确定，并终于在东南亚对英美军队发起攻击。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事件，也是出于彻底破坏美国海军实力、使之无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构想。
为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重要一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虽然局限在中国战场，其影响却不限于中国及亚洲大陆，它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太平洋战场的整个局势，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的胜负，也是世界诸强重组亚洲格局的关键所在。
从世界体系下的中国这一角度来看，1931年，日军在中国东北挑起的“九一八”事件，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始开端；1945年8月，日本最后宣布无条件投降，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标志。
显然，中日战争是在亚洲现代化进程的国际背景下爆发的，是一场有关世界诸强重组亚洲格局的生死较量。
2抗日战争是中国
世界化进程的转折点
近代世界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振兴与发展，都离不开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道路，离不开其对世界重大事务的贡献，也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交往与密切联系。
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衰弱，除了自身资本主义萌芽无力长大的原因外，也与明清之际两朝政权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固步自封的关系莫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弱国，在国际舞台上毫无地位可言，一直被排斥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之外。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清朝覆亡后，继之而起的民国共和体制，在袁世凯的军人强权统治下发生了异变，随之又沦入北洋军阀及政客们你争我夺的政治动荡中，此时，在迅速前进的世界化进程中，泱泱中国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国民党执政后，局部统一的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好转，争取“关税自主”运动虽然为中国挽回了本来应有的经济收入与主权，但在相继发生的“济南惨案”、“南京事件”、“万县事件”中，列强视中国如无物的霸道无处不在。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与世界诸强平等对话的资格，在世界性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中也无力发挥重要的作用。
直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指出：到1937年底，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提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持了太平洋战场上英美联军的作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70%，对日本最终的投降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逐渐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坚持抗战，日本军队就会全力南进东南亚与东攻太平洋，欧美各国将无法顺利执行“先欧后亚”战略，全力打败德、意法西斯。因此，中国被迅速地接纳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国际地位大大提高。1942年元旦，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由于美国的推荐与支持，中国作为与英、美、苏并列的四大国之一领衔署名。随后，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的中国战场，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1943年11月，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前往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首脑会议，共同商讨对日作战事宜，并发表著名的《开罗宣言》，这是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出席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重要的影响。1945年4月25日，中国又作为四大国之一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即60年来一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联合国，在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主持下，《联合国宪章》正式出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再次得到确认。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的抗战，不仅得到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无数华侨的捐助与支持，由于其对“二战”所具有的全局性影响，也获得了来自世界诸多国家及地区的大量援助。宋美龄曾远赴美国国会演讲，阐述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号召美国民众支持中国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更明确宣称：要不惜代价使中国坚持抗战，这是同盟国的利益所在。英国的贷款、美国的贷款与军援等，为中国坚持抗战增加了助力。抗战后期，中国远征军进入印缅作战以支持节节败退的英军，其浴血奋战的事迹，成为中国军队永不屈服、顽强抵抗精神的最好写照，中国抗战的国际化性质日益显著。
抗战期间，依据实际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中国化的再创造，创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不久即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成为“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中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显然，这一理论的创立及其指向，既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化的象征，也是其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3抗日战争催生民族意识
与中国精神的成熟
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形态已露端倪，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并未成为多数国民的共识。然而，一场不期而至的抗日战争，使全体国民一下子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在敌人的炮火中，中华民族完成了从《松花江上》的哀怨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怒吼的转变，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概迅速成熟的催化剂，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凝聚力的增强，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与结局。
抗战前，绝大多数农民尚不具有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试图奴役中华民族并将中国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华侵略中反而激起了中国农民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思潮，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由此日益清晰。如晏阳初所言：“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起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
抗战爆发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普遍激发起了各地农民朴素的保家卫村意识向爱国主义境界的提升。在各根据地区域，减租减息政策带给农民巨大的经济利益，农民们则以积极参加各根据地政权的事务作为回报。战争的残酷与中国共产党力量在各地深入持久的动员与宣传，使许多农民逐渐意识到了保家卫村与根据地的存在和国家危亡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积极投身抗战。在晋察冀根据地，年逾花甲的老太太也能说出“别看我已是快到六十岁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国打日本的事儿。乡亲们！齐心吧！大家伙儿帮助救国……”这样慷慨激昂的话。如日本学者池田诚所言：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正确主张、政策和行动，把人民群体团结在一起，实现了“人民的统一”。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华北敌后的抗战中表现突出，在其他地区的抗战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它是中华民族克服一切困难、万众一心、坚持抗战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也形成了民族生存高于一切政治纷争的巨大舆论压力。民国以来，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代，诸种地方势力间的政治纷争难以平息，国共两党也为各自的政治利益与社会理想展开战争。然而，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热潮，不仅推动了国民党政权逐步转变政策并于七七事变后转向抗日，也使诸种势力纷纷宣告拥护并服从国民政府的抗战领导，国共两党更是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形成了民国历史上第一次诸种政治力量的大团结，全民族的抗战因而有了根本性的保证。
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愿做亡国奴、不愿中国文化从此灭亡的信念，推动着中国精神的横空出世。
近代以来，在克服种种变异及困难中，中国文化的演进，画出了一条从“国粹论”、“中体西用论”到“全盘西化论”的文化现代化轨迹，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从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样一条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路径。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及中国文化的固有品质，唤起广大民众的文化自豪感与民族尊严感，反击日本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文化的无耻与妄想，一场创造“中国精神”的运动应运而生。
全面抗战爆发前，文艺界便已在致力于以救亡为目的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强调“文艺下乡”以动员民众投身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以通俗化、大众化、民间化、民族化为特征的“抗战文艺”如日中天，街头剧、演讲会、秧歌舞、打油诗、地方戏曲等民众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以御敌的民族英雄、灿烂的传统文化为内容，深情地赞颂着中国文化的优良品质，成为激发广大民众抗战热情的有力武器。
为坚持抗战，国民党人极力提倡重塑民族精神的运动，蒋介石多次谈及所谓“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等，但国民政府1939年间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所倡导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实质上是借倡导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以动员国民抗战精神的形式，企图以传统道德及国家与民族崇拜意识，将广大民众一统于国民党的旗帜下。借抗战宣传动员之名，行“党化”独裁之实，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抗战时期经历了一场思想理论的“中国化”过程。深知中国国情的毛泽东，于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应该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不能“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此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以苏联及共产国际指示为圭臬的王明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战时中国共产党重建意识形态的主题，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对于此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华民族意识在广大民众心中的日益觉醒，“中国精神”的推崇与建设，是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侵略战争中，为避免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争取民族自决权、争取中国文化独立权的努力。这一文化运动，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战争的内容与意义。
4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抗日战争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也具有深刻影响和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
抗日战争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战争，经此时期后，国共两党的命运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直至“七七”事变爆发而引起中日两国的全面对抗。本来抗战掀起的民族主义热情，为巩固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极好的民众基础。但是，退至大西南诸省的国民党，没能在战时体制建设上进一步完善，反而国民党在与三青团的纷争里内耗大增，在党政军诸种关系的矛盾中活力丧失，在官僚资本的蚕食下陷入政治腐败的泥潭，丧失了民心。“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谣，是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偏安重庆的极度失望的情绪写照。
与此同时，为求得生存及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抗战中认清了中国革命只有赢得人民支持才能胜利的道理，而要得到人民信任，就必须为人民谋利益、必须建立民主政权以获得全国绝大多数阶层的支持。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八路军即深入华北各地建设敌后根据地，一改苏维埃时代的土地政策，推行更加切合现实需要的减租减息政策，在保证团结一切阶层进行抗战这一最大的民族利益同时，通过减轻农民负担带给农民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地富阶层在减少，中农阶层在增加，贫农雇农也减少，农民们脸上绽开了许多年不曾有过的笑容。看看李公朴先生的《华北敌后———晋察冀》吧，看看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吧，看看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成员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吧，这些记述抗战进程中民众生活与心态变化的精彩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当年敌后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进行经济变革的真实记录，也为我们提供了广大农民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史料。带给他们生活变革的中国共产党，自然需要农民提供兵源、扩大自己的武装，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征兵的动员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样的兵组成的军队，你能怀疑其战斗力吗？
经济变革只是敌后根据地的变化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更为出色的做法，是推动各地农民参加基层政权的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民主的尝试。它的基本特点是平等，除了个别汉奸、精神病者外，各根据地的居民均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抗日政权的民众基础。1940年冬季，晋察冀边区的民主选举规模最大，参加选举的农民达到了空前的比例。全区有选举权的公民70%以上参加了选举，中心区域达到90%以上。平山县15个区高达99%，灵寿县7个区达到97%。针对农村中文盲较多、缺少选举经验的特点，华北各根据地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选举办法，如投豆法、背箱法、画圈法等，收到了良好效果。实地考察根据地选举后，一位著名民主人士曾感叹地说：“他们这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事实证明，唯有在扶助民主中，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而达到完全的民主。”国民党员刘奠基也说：“我从没有想到二十年来追求的愿望——民主政治，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选举的结果显示，民选各级政权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权力也受到一定限制，为民服务的意识明显增强。
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还在基层政权中试行“三三”制的人员构成，规定必须除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外，党外积极分子和其他各党派人及无党派人士也必须在政权构成中各占三分之一。如毛泽东所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同时又要“切忌我党包办一切”的倾向。这种独立与民主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的抗日。为了保证民主政权的有效运行，真正能为人民服务，各根据地还在建立各级政权的同时，相应建立起对各级政权实行监督权的参议会，它不仅是民意机关也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毛泽东所言：“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战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长达1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历史性机遇，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倡导民主政治选举、建立“三三”制政权等措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军事及政治实力大增。反观本来掌握的国家政治资源的国民党，却未能在抗战中纯化政权组织体系、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官僚资本的腐蚀下日益沉沦。两党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此消彼长，成为中国政治进程的转折点。国民党在抗战后的国共决战中彻底失败，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国社会正常生活方式的灾难，给中国的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牺牲。据统计，由于各地饱受战火摧残，抗战期间共伤亡民众3500余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房倒屋塌，一片狼藉，是各个战区的普遍场景。难民潮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仅从抗战爆发至1938年3月间，逃往战线后方的难民就约2000万人。总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6000余万之众。
抗日战争也是一场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横祸，战前中国经济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化为乌有，大批企业被毁，交通中断，前十年国民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多数被破坏。经济与社会面貌倒退20年之多。为避免资敌，许多企业被迫迁至偏僻的大西南诸省，因种种原因多数被迫停产或缩小规模，一些企业还不得不转产军工。抗日战争以其特有的方式，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正常发展，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至深且远。
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两面的作用。正是抗日战争的缘故，国民政府的西迁带动工业及高校、科研院所的西迁，大量人口涌入西南诸省，工业人口及科技文化的力量，带给大西南地区及西北地区新的经济与文化因子，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城市化特征初具形态，西南和西北的区域近代化进程由此大大加速。中国共产党人在各根据地区域的经济改革与民主政权建设，也极大地影响着这些偏僻地区的社会文化形态，热情参军报效国家、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男女平等铲除迷信、夜校冬学扫盲宣传，成为各地农村新的社会景观。
60年后，回首那场激动人心、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抗日战争，我们既为战争破坏和平、造成难以弥补的伤亡及财产损失而叹息，又为战争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断而怅然。世界及亚洲政治格局的变动与日本扩张的野心，导致了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则借此完成了世界化的转化并进入了世界体系。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生存，无畏的中国人民浴血奋斗，赋予了抗日战争以反侵略和正义的特性，并依靠世界各国的援助坚持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无私无畏的民族气节，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世界风云的变幻与民族精神的振兴，彰显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特性与不应忽视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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