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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始终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高度关注，并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城市斗争等方面作出许多重要指示。有关毛泽东对天津抗战的重要指示等史实，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至今仍鲜为人知。
抗战初期，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在部署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同时，亲自指导河北省委组织开展冀东抗日暴动。1938年4月20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要求他们“应设法与天津建立交通，调平津一批干部到你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河北省委不仅在天津建立了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保持经常联系的秘密电台，而且还通过地下党员宋敏之，在意租界(今一宫附近)以商店为掩护，建立起省委与根据地进行联络的交通站。与此同时，冀东特委专为市内外干部往来河北省委设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经过白道子交通线(以茶馆为掩护)与省委进行联系。此外，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也相继派出一些党员骨干到冀东支援抗日暴动工作。由于交通站和秘密电台的建立，不仅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联系，而且与党中央也建立了直接联系。当年，毛泽东经常以“天津来电”为代号，将河北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时转发聂荣臻等，并作出相应指示，从而在领导冀东暴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也成为党指挥冀东暴动的中心。
1938年7月，河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迅速发动了有十余万人参加的抗日暴动。当时，蓟县处于暴动的中心地带，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因而必然是敌我争夺的焦点。为此，日伪军拟调集重兵于蓟县地区，企图采取张网捕鱼的方式，消灭八路军主力等抗日武装。此时，一向目光敏锐的毛泽东已察觉到了日军动向，鉴于情况危急，1938年7月8日，毛泽东急电聂荣臻和彭真等人，及时告诫他们：敌人进攻的计划和真正意图，是以蓟县为中心，把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压迫至此予以消灭。因此，敌人是“从漏滢口(应为罗文峪———笔者注)起，沿长城布防至马兰峪，折回蓟县，采取大包围形势”。但日军此时在蓟县、通县仅有少数兵力，宁河只有100人，虽后又抽调警备队增援，却“惟日寇兵力单薄，似不足以完成包围任务”。因此，毛泽东断言敌人绝难形成对我抗日武装的包围。同时又指出：“目前平津敌虽空虚，尚有机可乘。”要求他们趁敌部署还未形成之际，迅速以敏捷的动作冲破封锁线，确保整体作战计划与任务的完成。这一时期，毛泽东为冀东暴动所作出的带有战略前瞻性的决策，不仅对其后八路军四纵等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充分展示出一个伟大军事家所特有的胆略和卓越智慧。
毛泽东对党在沦陷区工作始终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敌占大城市各方面情况。1944年，毛泽东曾亲自与中央社会部派到天津开展情报工作的景雨林谈话，要他密切注意搜集日伪当局在天津统治情况及社会各阶层对我党的态度。此后，景雨林带领情报小组进入天津，利用其父在永利碱厂任董事的便利条件，成功地开展了搜集日伪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活动，同时还团结争取了一些进步工商界人士。他工作出色，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认为他的情报对党在大反攻阶段的城市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945年初，敌后抗日军民开始对日大反攻。这一时期，冀中津南支队武工队频繁进入天津市内，对日军重要军事目标展开一系列破坏性袭击，给防守天津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以强烈震慑，鼓舞了天津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津南武工队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共晋察冀分局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军区推广。5月，毛泽东在看到晋察冀分局上报中央关于津南武工队进入天津打击日伪军的报告后，对津南支队武工队主动出击的行动十分欣喜，并立即通过批转文件的形式，将津南支队武工队在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中创造的经验，向广东、湖北、河南、华中、山东、晋西北等地党组织进行介绍和推广，从而产生了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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