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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军即占领北平、天津，很快又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相当大一部分一触即溃，阎锡山对旧军失去信心。于是，我向阎锡山提出，看来山西战局仅靠旧军不行，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新军。他很快同意，并要我负责先搞一个团试试看。我当即报告北方局。少奇同志很高兴，说：好，赶快去！于是，我们立即从热烈报名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的学员中挑选了300名学员，组建了一个团，名称是按阎锡山的意见，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我担任政治委员，总队长是旧军官徐绩章。1937年8月1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第一支山西新军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9月，雁北失守，11月，太原失守。阎锡山在接连挨打以后，一时不知所措。这时，他更加倚重我们。他有个形象的说法是：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因而这也是阎锡山最听我们话的一个时期。看到阎锡山这时确想抗日，又无能为力，于是，我又向阎锡山提议再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阎同意先组建五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由我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决死队很快扩充为四个纵队（旅）。各纵队政治委员分别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担任，各纵队长仍然由晋绥军旧军官担任。
对于这支生气勃勃的不同于晋绥旧军的新军，阎锡山和我们对它希望都很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从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这就是既要积极地争取、团结阎锡山一起抗日，又要随时警惕其对日妥协投降的一面，因而，我们必须掌握领导权。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关键的一着就是实行政治委员对部队有最高指挥权的制度。决死队成立之初，我就拟定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并得到了阎锡山的批准。《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团长及政治主任接受其领导。”我这是政治委员一长制。政治委员权力大着哩！政治委员可以撤纵队长的职。1938年春，纵队长鲁应麟（旧军官）乘我不在的时候命令部队打临汾，牺牲多少人他也不在乎，阴谋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回来我就撤了他的职务。旧军官贪污我开除，打仗不勇敢我开除，违犯军队纪律我开除，所以这支部队一成立，实际上就在我们党的掌握之下。同时，我们在部队内部坚持以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部队，确立了训练军队的六项方针，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废除打骂制度等，以此与旧军队划清界限。朱总司令率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我们又从八路军中要了一批军事干部充实到新军中来。旧军官中也有不少人是进步和比较进步的，他们大多和我们合作。1939年下半年，阎锡山开始反共倒退以后，为确保我们对部队的领导权，我在一纵队将尚余的旧军官统统送到罗瑞卿的抗大分校学习去了，只留下李懋之一人。这个同志后来表现很不错，建国后曾担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现在依然健在，已经98岁了。
和阎锡山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开展，使八路军三个师得以顺利地在山西立足，并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山西人民对抗日战争贡献极大，牺盟会和新军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问：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双方没有共同的纲领、共同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山西，由于有了牺盟会和新军，却有了不同的特点。请问，是不是这种情况呢？怎样看待牺盟会和新军的历史作用呢？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的确，由于我们在山西的统一战线采取的是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这种特殊的形式，因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我们党和阎锡山之间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这主要是牺盟会、决死队和后来的战动总会。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但牺盟会七名常委，除梁化之外，全部是共产党员，实际是我负责，领导权在我们手里。决死队名义上也受阎锡山领导，但政委和政工人员是我们的，领导权也在我们手里。战动总会是牺盟会改组一年后周恩来同志到山西倡议成立的，由国民党左派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抗战。第二，我们和阎锡山之间也有共同纲领。1936年，牺盟会改组之初，由杨献珍同志执笔修改的牺盟会纲领是第一个纲领。1937年8月25日，我党洛川会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1月，我们参照这一纲领，起草了《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经阎锡山同意、签署，11月6日公布于众。这是又一个纲领。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特殊性，使得山西抗战在全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局面。首先，山西民众有了抗战的合法权利，很快形成全民抗战的热潮。那时，牺盟会员每人胸前挂一个牌牌，在太原、在山西，是很神气的。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同志到太原后，我还给了他一个牌牌，他感到工作起来方便多了。因为有这个牌牌，警察不敢惹他。同时，有了一支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军。这是我们在华北战场上除了八路军以外的又一支抗日武装。正是由于有了和阎锡山的成功合作，使得山西成为了华北抗战的中心。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把山西作为全国抗日战争战略支点的伟大构想。1937年9月，毛泽东几次就这一思想向全党发出指示。9月29日，他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太原，八路军总部和三个主力师陆续进入山西，配置和展开于山西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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