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兰州、白银、石嘴山、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泛着臭味的污水从大大小小的排污口流进黄河
记者在沿黄河中上游各地的采访中发现，目前黄河仍面临着工业污染治理举步艰难，生活污水和农业退水污染不断加重的状况，污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东资”带来的还有“东污”
在污染最严重的甘肃至内蒙古河段，甘肃的炼油、宁夏的造纸、内蒙古的稀土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污染源，结果一路下来，记者看到的是“人人造污染”的现状。黄河从上而下，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大污染源，在兰州、白银、石嘴山、巴彦淖尔、包头等地，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排污口，泛着臭味的污水“哗啦啦”地流进黄河。
在黄河流域，工业结构性污染十分突出。高污染、高耗水的造纸、化工、食品酿造、冶炼、采油和纺织印染六大行业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占全流域工业COD排放量的80%以上。而且排污企业绝大部分规模小、治污成本高、经济贡献率小。
旧的高污染源还没有彻底治理，而新的高污染项目还在西部接二连三地上马。记者采访时了解到，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一些东部污染企业在招商引资的旗号下乘机大量涌入西部地区，尽管这些“东资”西进短时间内确实使一些地方的经济总量有所增长，然而这种“东资”带来的还有“东污西移”，破坏了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加剧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高消耗、低产出、薄收益、高污染的状况在黄河流域比比皆是，流域水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在西部表现得更加突出。
领导坚持要上的项目，环保部门怎么能拦得住
记者调查发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陕西省武功县环保局局长徐耀华说，现在是环保部门隶属于地方政府，拿地方的工资，由地方管理干部，领导坚持要上的项目，环保部门怎么能拦得住。
内蒙古一位基层环保局长为环保工作几乎和当地所有著名的排污企业都吵过架，甚至还曾受到匿名威胁。“地方领导出政绩要依靠大企业，和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没有些胆量，谁敢斗？”这位环保局长曾动情地对记者说。
一些基层环保干部认为，个别地方官员及企业领导，为了追求GDP的增长，不惜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尽管如此，照样被提拔、重用。所以，对于水污染的治理，官员有很多说辞，“捉襟见肘的投入，积重难返的痼疾，日益加速的发展”等等。他们也因此理直气壮：“治污进度是慢，不过确实没办法，难啊！”
“‘治水’的背后，就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利益较量：一方是地方利益和眼前利益，一方是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陕西省人大环资委主任钟高适说，目前，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对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到底对水环境质量负什么责任，负到什么程度，行政不作为受到怎样的追究，规定都不具体。地方领导对水环境质量的责任与干部考核和使用没有真正挂起钩来，致使一些地区的领导对环境保护工作不够重视，不能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急功近利，导致污染防止规划不落实，措施不过硬，资金不到位。一些地方追求短期行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行“地方保护”，干扰职能部门执法。在经济落后地区，甚至大开违法违规的“绿灯”，以放宽环保，求得“引资”，污染怎能不越治越重？
“婆婆”各管一摊，污水“有空”入河
记者沿黄河上中游一路采访，每到一地，听到更多的是下游埋怨上游超标严重，上游用了净水，把污水输给下游的“开脱之辞”。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何少苓说，流域内跨界污染问题不仅在省区之间存在，就是在同一省区的不同地区之间也长期存在，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上下游、左右岸很难协调一致共同进行水污染治理。结果是“家家喊治污，家家都叫苦”，黄河水的污染却越来越重。
不仅是上下游，就是一个地区的一段河流的水环境管理就牵涉了几个“婆婆”。工业企业排污环保管，河流水质、水流水利部门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城建部门管，地下水资源又归国土部门管。
“现行水污染防治法对环境保护部门的水环境管理权之间的关系未作明确、详细、可操作的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各部门之间‘争权夺利、推诿责任’的现象。”甘肃省环保局局长赵伟民说。
记者了解到，在国家现行的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中，就如何保护水资源问题，水利部门特别是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职责不清，权限不明，导致了“水利不上岸，环保不下河”，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保护工作缺少衔接，存在脱节现象，缺乏统一规划、部署和行动，结果河流水质“失管”的状态长期无法得到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