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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设法寻找老舍，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
“由一个人的死所引发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8月23日，老舍在北京下葬，妻子胡絜青与他相伴。39年前的这一天，老舍在北京孔庙遭红卫兵毒打，次日舍身太平湖。
上午9时，老舍的儿女舒乙、舒济等，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取出父亲的骨灰盒，步行到不远处的革命公墓一区，在刚刚建好的墓穴前，将父母的骨灰盒放在一起，准备安葬。
墓由舒乙设计，没有隆起的墓室，墨绿色花岗岩铺地为座，墓座的左下角是老舍浮雕头像，一圈圈白色波澜由此散开。两个汉白玉矮墙与墓座围合，其一上刻老舍夫妇各自的签名和生卒日期，其二以胡絜青生前所绘工笔菊花为底，上刻老舍生前所言：“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
血衣残片入葬
舒乙、舒济、舒雨、舒立打开了父亲的骨灰盒，里面没有骨灰。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的画像，盒里有老舍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
这一情形与老舍之父相似。1900年，老舍之父——守护北京城的小卒，死于与八国联军之战，遗体未得保存，衣冠冢里只有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然后，他举起了老舍受难时的血衣残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遭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同时放入的还有老舍生前用过的毛笔和他最喜欢的香片茶。最后，亲人们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墓室培土之后，舒乙面对来到这里的各界人士，有的是老舍夫妇的生前友好、所在单位的代表，有的是老舍研究会、老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有专程从日本赶来的友人，朗读了老舍写于1938年的《入会誓词》。
老舍当年入的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协会理事，在《入会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舒乙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让父亲的愿望成真，是儿女们的一大心事。4年前，母亲胡絜青去世，骨灰一直暂放家中。儿女们从去年开始筹划将父母合葬，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支持。老舍的骨灰盒从骨灰堂迁出入土，可为人们提供一个公开凭吊的场所，这也免去了以往的遗憾。
安葬老舍夫妇的革命公墓一区，长眠着许多近现代名士，包括任弼时、瞿秋白、欧阳予倩、李可染、侯宝林等。他们有的生前与老舍相识，有的还是至交。
研究老舍之死的困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来到八宝山参加老舍夫妇葬礼。在“老舍之死”的研究中，他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刚刚完成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并通过答辩，中国第一篇研究老舍之死的博士论文从此问世。他的学术专著《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将在今年年底出版。
傅光明倾十余年之力完成了这项研究，走访了几十位老舍之死的见证人。“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为历史留下痕迹，做历史的书记员。”傅光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只有记录历史、研究历史，才能反思历史。”
傅光明说，在这项研究中他面临巨大困惑，“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叙事，有的人明明是在说谎，你又很难去质疑他。有的可能就是道听途说，没有真实性可言。这样的话，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将像纸一样不堪一击。而我所做的就是寻找并对照不同的版本，得出自己的叙事。”
舒乙是傅光明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老舍之死的重要见证人。舒乙曾写了一篇文章，追忆父亲逝世前的情况：“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着急啊，着急，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终点。”
1966年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舒乙写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从家中离开。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设法寻找老舍，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2001年1月9日，傅光明和夫人郑实找到了一位当年参与孔庙事件的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头目，这个50多岁的妇女1966年才17岁。她说，“打老舍的是个老初三的学生。我没让打老舍，我只让打了萧军”，“我没有碰过老舍一个指头……当时没考虑到会出人命什么的。”
傅光明问：“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老舍自杀的？”她答：“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老舍自杀了，听说就是在被我们批斗之后。我很内疚。后来又听说还有另一个学校也斗老舍了，心里觉得好受一点了。”
傅光明问：“文革结束后，有没有想过去给老舍的家人道歉？”她答：“想过，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接着，她就哭了。
傅光明问：“您有没有想过要改名字？”她答：“没有，没有那么严重。我还不是千古罪人，因为我觉得当时对老舍的态度还是同情的。但我有沉重的感觉，也觉得有责任把当时的情况说出来。有机会，希望能向萧军和老舍的家人道歉。”
傅光明和郑实在采访日记中写道，“2001年的除夕，我们打电话给‘她’拜年。并告诉‘她’，傅光明已替‘她’向老舍和萧军的家人道歉了。‘她’十分感激。”
墓座上的波澜
老舍一周年忌日时，太平湖畔出现一截小碑，上刻“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辞世处”，署“许林邨敬立”。许林邨是一位画家，住在距太平湖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后来他回忆道，由于老街坊们暗中保护，“文革”中他未因此闯祸。刻碑时，“每天深夜干。背着家里人，更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不敢出大响动。”
1967年8月24日凌晨，许林邨扛着碑来到太平湖畔，与一位朋友将它立下，然后默哀，“只当是给老舍先生开了个有两个人出席的追悼会”。
老舍之友、日本作家井上靖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壶》的文章怀念老舍，说他终于领悟了老舍曾讲给他们听的中国人宁肯把价值连城的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给富人去保存的故事。日本作家开高健以老舍之死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玉碎》的小说，获1979年川端康成奖。
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北京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就势被城墙的灰土填平。在“文革”风暴中，许多人步老舍后尘，投太平湖自尽。
一次舒乙和冰心聊天，冰心说：“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舒乙问：“您怎么知道？”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一位作家的命运，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相连，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舒乙在父亲逝世2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文章：“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君不见描写老舍之死的作品最近不是又出了好几部吗？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发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舒乙就把这一圈圈波澜刻在了父亲的墓座上。去年3月6日在荷兰上演的歌剧《太平湖的记忆》，是这波澜中的一环，剧作家曾力与傅光明联手，与旅法作曲家许舒亚合作，将“老舍之死”搬上欧洲舞台。荷兰歌唱家以中文完成演出，观众被剧中情节感动落泪。
病中的巴金托人到老舍墓前默哀。“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的‘阴间’，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老舍，他约我去吃小馆，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写道，“我想起了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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