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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六月特支”之外，张子元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也在秘密开展活动。1943年，他主动向党组织请缨到石家庄做情报工作，在华北劳工协会任职，并兼石门劳工训练所副所长。
张子元利用自己的便利身份，努力改善集中营生活条件，并借助各种机会保护同志营救干部。当时，日伪机关经常要到集中营挑选人员充当汉奸和杂役，张子元就趁机把我方被俘的党政干部送出去，为他们返回根据地创造条件。他曾借口为日伪邯郸大众公司要人搞经济，分两批把我冀中、冀南一批干部20多人送出集中营。借日军第一一零师团在洛阳作战，要调两批人随军服务，趁机送出共产党干部两批80多人。1944年，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石甲字一四一七部队，仿效我军敌后武工队的形式，在石家庄市郊成立特务组织兴亚工作队(又称特别挺进队)，专门针对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工作。张子元小组便趁机选了些立场坚定的战俘干部带队，分3批送去90人。后来，特别挺进队的被俘党员同我党打入的地下党员密切配合，利用这个组织，打击汉奸特务，向根据地传送情报，最后组织特别挺进队起义，拉回了太行根据地。
集中营里的“国共合作”
1943年11月，清河军区共产党员夏方明在反“扫荡”中不幸被俘，关押在济南“新华院”。一进去他就想发动难友暴动，但是势单力薄终难成事。慢慢他发现，国民党第十五旅特务营因为不满官长投日被全部关押在集中营内。这些人眼看求生无望，多有越狱逃生的念头。于是，夏方明就千方百计接触他们，串联了张德才等20多人，商定了暴动计划和行动暗号。但因有人告密，致使暴动失败。
在北平集中营，“国共合作”则结出了果实。1942年8月，一支由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官兵组成的战俘劳工队被关押到北平集中营，和他们关在一起的是200多名八路军战俘。相同的命运和血脉很快让两支队伍走到一起。八路军战俘与他们秘密商定组织暴动以求生路。因走漏风声，未能如愿。两天后，日军又送这批国民党战俘去天津做工。临行前，八路军战俘还提醒他们：要寻找机会打死押车的鬼子，跳车逃跑。在八路军战俘反抗斗争精神的启发下，他们下定了逃跑的决心。当时押车的敌人只有10人，而他们有90人，都在一个车厢里。经过周密部署，他们出其不意地杀死了9个敌人跳车逃走。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奔了八路军，到了延安。
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太原集中营。虽然日军有意识地采用“以俘治俘”、“以华治华”的策略，区别对待阎锡山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共产党八路军俘虏，但是共产党人刘侵霄和李滋组建的秘密支部还是很注意团结国民党普通士兵，并在其连排干部中培养了一批穷苦人出身的骨干，启发他们利用各种机会组织暴动哗变，投奔八路军。一次，日军押送1500名战俘劳工到唐山。途中在一个车站，先由几个人嚷着要解手，日军只好解开捆在战俘劳工胳膊上的绳索，一声哨起，1000多人朝四面八方跑开，日军只抓回200多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跑到了抗日根据地。
20年艰难寻访千余幸存者
何天义，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人员。1985年，他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开始投入到日军侵华史迹的整理工作中。1995年，他主编了《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丛书；1998年，他申报了中国社科院课题《日军在华集中营调查》；2001年，他同“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合作，进行了战俘劳工口述史的研究。
记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在中国也建有集中营，你是怎么开始注意到并作相关调查研究的？
何天义：1985年我转业后，接到领导交给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石门南兵营被俘党员的抗日斗争。石家庄当年叫石门，这在当地人们都知道，但是南兵营在哪儿，南兵营怎么会有战俘呢？我带着这个问题翻阅档案，四处走访调查，后来的发现让我大吃一惊———位于石家庄南郊的南兵营竟是日军在中国建立的战俘集中营！5万多人曾在这里被关押，受着种种非人的虐待并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役，无数人死在这里。这些我在石家庄当兵20年都没有听说过。
大家都知道二战时德国在奥斯维辛、索比堡等地建立集中营，用各种残酷的手段迫害各国人民，但是日军在中国建立集中营的罪行却从没有被公诸于世。而那一年，日本又是参拜靖国神社，又是修改教科书，竭力否认侵华罪行，右翼势力极为嚣张。于是我觉得应该把集中营的问题搞清楚，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干就是20年。
记者：在调研中，你有什么样的发现？这些发现与我们的民族有何关系？
何天义：在搞清楚“南兵营”概况之后，我发现日军在中国的集中营并非石家庄一处，仅华北地区就有济南、太原、北平、塘沽、青岛、洛阳等几个集中营。
随着集中营的旧貌一点点清晰起来，听着幸存者的控诉，我感到日军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比奥斯维辛还要恐怖，我国军民所受的苦难和伤害比别人只多不少。我们现在能够用铁的事实告诉世人，日本同纳粹德国一样，不仅在二战中建立了大批战俘劳工集中营，而且违反国际法对战俘劳工进行了残酷的虐待和奴役。日本右翼势力不管怎么狡辩和粉饰，侵略就是侵略，屠杀就是屠杀，那些惨死的灵魂和历经磨难幸存下来的人们都能证明这一点。
记者：研究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何天义：首先是经费。虽然社科院拨了6万元的课题费，但和实际的花费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几年来，我和合作者走遍全国12个省市的46个档案馆、党史、地方志等部门，查阅收集文献资料1000多万字；实地考察战俘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20余处；先后召集战俘劳工代表大会3次，地区性座谈10余次，走访幸存者1000多人，整理访谈资料400万字。其间，很多钱财都靠自己筹措，我的家人也一度不理解。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大的困难是相关资料的严重缺失。据我了解，当年日军战败后曾经把所有关于集中营的资料都销毁了，在大连火车站锅炉里烧了好几天。另外，我们以前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导致很多珍贵史实难以复现。即便那些幸存者，他们也未得到足够的发言权，很多当事人还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况且，几十年了，亲历者大多已经亡故，活着的也进入垂暮之年，很快将不久于人世。他们背后的故事和历史也将随他们而入黄土。经常是听说某地有一个战俘劳工还活着，但是我们赶过去却看见厅堂里摆着花圈。有些则是我们刚刚采访完，不久就传来老人西归的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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